和现代相比，明朝的新年假期是很长的。
永乐七年时，明成祖朱棣下旨规定，大明上元节的假期从正月十一开始，一直能休息到正月二十。
在这十天假期中，百官朝参皆不奏事，有急务则具本呈奏，京中五城兵马司松弛夜禁，任由军民张灯饮酒为乐。
除此之外，京城官民还能到午门外观看宫城里搭成的鳌山灯，可谓是君民同乐，热闹非凡。
宫中的内臣宫眷又跟着节日换上了另一种灯景补子蟒衣迎接元宵节，阖宫吃一种核桃仁玫瑰白糖糯米元宵。
由于明朝的宫人大部分都是一入宫就终身服役到老，朱翊钧也不忍毁了他们一年之中仅有的假期。
看过鳌山灯之后，北京又断断续续地下了几天雪。
宫人便聚在暖室，观赏盛开如火的腊梅花，吃羊肉包子、炙羊肉、乳皮、乳窝卷蒸食，喝浑酒牛乳。
到了正月十九日，也就是被宫中称为“燕九”的这一天，宫中御前安设的各种灯样，开始尽行撤去。
朱翊钧坐在乾清宫暖阁中，看着檐下一点一滴化开的冰棱雪水，忽然有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恍惚感。
大明宫廷有这么一点像神仙的洞府，一切都朱红洒金，虚飘却辉煌。
在这里晃晃悠悠地过上一天，世上就已过了千年，而在这里住上一千年，仿佛也同过了一天差不多。
那红墙绿瓦的背景像是靠吸食人的青春而活。
上一代被磨钝了、食净了，下一代又紧接着生出来了。
一样是红嫩的唇、明亮的眼，青春在紫禁城里是不稀罕的。
朱翊钧兀自坐了一会儿，便有些坐不下去。
不知怎的，万历十六年正月十九日的紫禁城让朱翊钧联想起了法国大革命。
巴黎群众已经攻占了巴士底狱，当天照常打猎吃饭睡觉的路易十六在日记里写的仍是“今日无事”。
朱翊钧站了起来，踱到御桌前随手拿过一份贺表来翻看。
年节里百官休沐，贺表是周边友邦恭贺新年的进表，基本上全是千篇一律的套话。
这种贺表一般没有甚么可读性，因为各国进来的表文都是由四夷馆的译字生翻译完毕后，再由礼部主客司逐字逐句校对审核过再呈上来的。
其严苛谨慎堪比蒙元时对出版图书的三审三校，绝对不会出现任何政治错误。
当然了，即便有政治失误，只要外臣操作得当，皇帝也不易发觉。
譬如朝鲜战争时，明朝使臣沈惟敬就因与丰臣秀吉谈不拢议和条件，而与小西行长合伙伪造了一份丰臣秀吉的《关白降表》。
结果直接导致明日议和完全流产，丰臣秀吉在发现自己被明使欺骗后，又命麾下各将再侵朝鲜。
朱翊钧思及至此，看向手中贺表的目光不禁变得沉郁起来。
从古至今，中外交往都离不开翻译，史书中记载远方之国“重译来朝”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而大明几个外交机构中，只有四夷馆才是中国真正意义上培养翻译人才的所在。
而明朝对翻译人才的培养也不能不谓重视。
明初设立四夷馆时，由翰林院直接管理，从国子监生中选拔人才学习翻译。
到了宣德元年，朝廷甚至允许四夷馆在国子监生之外兼选官民子弟诵习夷字、充当译生。
弘治以前，四夷馆曾由内阁委官提督，译字生甚至能有机会被选入内阁办事、升任高官。
但到了弘治三年以后，朝廷便规定译字生通过学习后只能充当专职翻译官，不许别图出身，考校九年后，方可授序班职事。
这一政策改变了明初译字生科甲一体的出身，随后逐渐沦为杂流，即使馆中有表现优异者，升转任职亦皆在鸿胪寺。
这一变化导致了明朝学习外文的翻译人才质量逐步下降。
到了晚明，西方书本与技术的翻译和校对还是要靠徐光启、李之藻这样正规科举出身的士大夫。
但是从皇帝的角度来看，明中期开始对翻译人才选拔标准的变化也是为求统治稳定的一个体现。
四夷馆的译字生虽然是国家外交翻译的后备人才，但是在日常翻译过程中，他们往往被严禁与外国贡使直接接触。
外国贡时来京，都是主要由鸿胪寺和会同馆负责招待，翻译一般只是起辅助作用。
这么做的好处是杜绝了翻译“走漏夷情”的发生。
但由于晚明的夷情总是不胫而走，这一点微末好处对于朱翊钧来说也是无足轻重。
而这么做的坏处也十分明显。
原来于宣德元年时，朝廷对民间普通子弟学习外文的态度十分包容，译字生甚至被认作是“科举捷径”。
但到了天顺年间，由于朝中官员相当反感民间“私自学习，滥求进用”的现象，于是朝廷又恢复了明初的旧例。
民间诵习外文之风顿时锐减，到了晚明，甚至已经达到了在中日议和这种大事上只能任用沈惟敬之流的地步。
朱翊钧捏紧了手中的贺表。
要富国强兵，首先就要广开民智。
如果一个国家连鼓励民众学习外文的自信都没有，何谈普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呢？
就算是后期极其残暴的努尔哈赤，在创造了满文之后，也一样鼓励麾下众将学习汉文、蒙语与朝鲜文啊。
就连鞑子都知道，屠杀汉人不代表要全盘否定汉文明啊。
朱翊钧放下了贺表。
两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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