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惟贤说罢，便两手一绞，抱在胸前，常服上的那块狮子补给他的双臂一拱，陡然便变了形状。
倘或穿越者朱翊钧能见到吴惟贤的如此举动，立刻就会明白原来历史线上万历二十三年的那场蓟州之变的发生之根源并不是戚家军的信仰发生了动摇，而恰恰是在于戚家军实在是太崇拜、太相信朝廷了。
譬如吴惟贤现在抱臂而坐，表面看上去是为了南兵们一两五钱的月饷与朝廷生气，但是实际上他一点儿都没有怀疑过朝廷究竟是否能拿出三十七万八千两发给蓟镇南兵。
吴惟贤内心的想法是，区区三十七万八千两，对于大明而言，简直是九牛一毛，皇上朱笔一勾，内阁和六部见了御批难道还敢不拨银子吗？
至于皇上为何迟迟没有勾下这一笔，那肯定是中间有小人在作祟，不是太监就是奸臣，总之不是皇上的过错，皇上只是被一时蒙蔽了双眼，没意识到千里之外的蓟镇还有那么多被欠饷的南兵。
而戚家军该如何才能让皇上注意到这一点呢？当然是只有靠自己想办法把蓟镇南兵的困难情况向上反映了。
简单来说，就是向上头无伤大雅而不失体统地闹上一闹，万历朝很多的人和事都是靠闹才有了结果，闹一闹，让皇上注意到蓟镇，兴许银子便很快会发下来了。
在这一点上，就连现下与之对峙的陈蚕也从未有过一丝怀疑，陈蚕与吴惟贤的主要分歧并非在于是否要“闹”，而是在于这个“闹上一闹”的方式和尺度。
当然这份信任有一项基础前提，就是陈蚕和吴惟贤在心底里都一致认为，朝廷不会为了赖掉这之前承诺的每年三十七万八千两的薪饷，就砍掉他们的脑袋。
或者换句话说，他们总不相信朝廷会单单为了百十万两银子就舍弃他们这样一群为国家驱寇平倭的忠臣良将，他们觉得他们的命在朝廷眼中还是值这个价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陈蚕和吴惟贤对大明的信仰甚至超过了朱翊钧这个假皇帝，在他们眼中，朝廷并不是一部国家机器，而是一尊至高无上、神圣无比的玉皇菩萨，只要信徒们拜得虔诚、信得切实，就是石头作心的仙人也会被打动。
因此即使陈蚕和吴惟贤的信息来源和朱翊钧所看到的已是相差不远，但是他们仍能得出一种光明万丈的积极结论，倘或这时候假皇帝朱翊钧亲口跟他们承认内阁所言的“财匮民乏”是后世史学界公认的事实情况，陈蚕和吴惟贤也会觉得真正的病灶是出在中间的官吏身上，国家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
不过历史上能在无上权威之下一眼看透本质的人本就不多，郑贵妃算一个，那是因为她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同万历皇帝成为了真正的夫妻，这种优势普天之下独她一人，其余芸芸众生皆是望尘莫及，何况远在蓟镇的陈蚕与吴惟贤呢？
“你是守御所百户，按朝廷的职级来说是正六品。”
陈蚕思忖良久后道，
“既然朝廷给了你这个品秩，你就想办法多管管屯田嘛，我记得万历十一年的时候，朝廷就说要把卫所多余的地拨给南兵耕种了，还有前两年，徐贞明在北方开水田的时候，也拨了一些地给我们南兵，这些地就应该利用起来么。”
吴惟贤笑了笑，道，
“廷纶兄啊，咱们南兵之间，自己人对自己人就别来文官的那一套了。”
吴惟贤衣前绣的那头狮子被拱得更皱了，眉头眼睛都凸出来了，连带着衣主人的乡音也冒出来了，
“这套官话讲下去就等于白讲，根本没人听的晓得伐？”
陈蚕也用乡土话对付他，
“侬讲也没讲，哪恁就晓得讲了没有用啦？”
吴惟贤重新用官话回道，
“你要真想与我论品秩，那我就与你论品秩，我是正六品守御所百户，你可是正三品河南都司佥书，都司佥书本就主管都司卫所的练兵与屯田事务，要说起屯田的官话来，你的话可比我的话有分量多了。”
陈蚕笑道，
“那这样讲下去就没完没了了，我是正三品河南都指挥佥事，蓟镇南兵却是镇戍营兵，一不入河南卫所军正额，二不由河南都司卫所代管，地方军政一向是营卫互不统属，若是真讲官场规则，我便只能管河南的卫所屯田，管不了蓟镇南兵的屯田。”
陈蚕与吴惟贤的这番辩论是有理有据的，倘或陈蚕是一个无情无义之人，或者再退一步讲，陈蚕是一个像李如柏一样、对蓟镇南兵毫无感情的普通将领，那他大可以拿这套官话去搪塞上至总兵下至小兵的每一个人。
因为万历朝的情形是这样的，军兵共分两套班底，一套是朱元璋开国时定下的卫所兵，一套是后期根据实际发展出来的营兵。
军属卫所由小旗、总旗、百户、千户、卫指挥使、都指挥使等武官组成，上由五军都督府统辖，卫所军官世袭，仅五军都督府官及都司不世袭，每一卫所的驻地固定，军士数额固定，将官设置亦有定例，但景泰以后，兵部权力上升，兵部尚书总督军务，夺五军都督府之权，五军都督府官至此成为虚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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