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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到南京后没多久，朱翊钧这里就又出了一桩大案。
万历十六年戊子，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黄洪宪为顺天乡试主考，盛讷为副考，该科乡试的考试结果，为王锡爵之子王衡中解元，为乡试第一名；申时行的女婿李鸿中举人，为乡试第十五名；总督蓟辽右都御史张国彦之孙张毓塘亦中举人，为乡试第七十名。
万历十六年年末，礼部郎中高桂上书论劾，指摘顺天乡试主考黄洪宪以权谋私，所举中式之人中有八人可疑，且提出虽然解元王衡素号多才，但是由于王衡的父亲王锡爵是内阁大学士，为了证明王衡中举与王锡爵辅臣的身份没有关系，最好让王衡和其余那可疑的八位考生一起参加复试，以检验他们是否有真才实学。
高桂的奏章一出，随即引发轩然大波，黄洪宪、王锡爵、申时行、张国彦等人纷纷上疏抗辩。
事关科考公平，司礼监在王锡爵和申时行的奏疏一到达内廷之后，立时便报与皇帝知晓，
“……乡试八月举行，九月放榜，这放榜两三个月后才弹劾中举者名不副实，也难怪阁臣心里平不下这口气。”
张诚立在朱翊钧身边殷殷切切地说道，
“再者说，那李鸿虽则名义上是申时行的女婿，但是他的女儿早已亡故，李鸿亦早已另娶了，因此高桂在揭帖中所说的‘势在从势’、‘因亲及亲’之语，全然是子虚乌有之微词隐讽。”
“自有科场以来，从未有妇翁在位，而女婿不许应举的禁例，何况申时行之子申用嘉已两科不令会试，阁臣避嫌至此，可谓奉公守法。”
朱翊钧看着手中的奏疏道，
“那高桂指证李鸿作弊的证据是甚么呢？”
张诚答道，
“李鸿文章结尾处的束股取自孟义书经，据说他在此处似乎误笔写错了一个字，致使文义不通，对仗亦不工整，因此高桂便怀疑这个字是为李鸿与主考官的一个暗号。”
虽然朱翊钧在现代研究的是明史，但是如果现下要他当场按照明朝科考的形式立时立刻地写一篇八股文出来，他肯定是写不出来的。
因为八股文有十分明确的格式规定，文章必须用孔子、孟子的语气说话，后四部分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必须用排比对偶的形式写出来，文章的每一股都要有两段对仗工整的句子，这考校的就是平仄对仗的文言童子功。
现代人学语文是不学这些的，就算学了，也不是古代学子们的这个学法，给朱翊钧讲起来，现代语文才是活的，它的文法是跟着中国人的交流方式而变动的、流通的，它是活在每一个中国普通百姓交流里的语言。
八股文却是反过来的，它诞生的初衷就是为了把普通百姓筛选出去，它是广大人民群众和权力的隔离器，是专门用来将百姓和知识隔绝开来的，因此后来“皇帝”一旦消失，八股文也就跟着死绝了。
现下朱翊钧不幸就坐在这个能让八股文陪葬的高贵位置上，他当然写不出在他那个时代已经死去多年的文体，不过教他看看八股文他还是能看出点门道来的。
“笔误一个字”在最讲究对仗工整的八股文里确实算得上是一个疑点，毕竟八股成文在句子长短、字数多少和声调高低上也有相应要求，不是想怎么发挥就怎么发挥的，
“那李鸿笔误的这个字是甚么呢？”
朱翊钧问道，
“甚么字能让阅卷官一见便知是他的文章呢？”
张诚道，
“据说是一个‘囡’字，那高桂在奏疏中信誓旦旦地说，吴人土音以生女为‘囡’，而申时行故乡正为苏州府长洲县，李鸿若在文章中有意写一个‘囡’字，则主考官一见便知文章作者为首辅之婿。”
殿外风雪交加，北方呼啸，朱翊钧坐在静谧温煦的暖阁之中，听着张诚的回话，扶着额头笑了起来。
真是要命了，朱翊钧心想，英国人都已经与西班牙人为了海贸殖民利益打起仗来了，大明的皇帝还在这里为八股文里的一个字伤神。
张诚却被皇帝这突如其来的笑声唬得一怔，他寻思着自己也没说错甚么要紧的话啊，怎么皇爷是这个反应呢，
“皇爷您……您说要让礼部核查即可，可是王锡爵和申时行上了奏疏，请求皇爷下旨让这八位举子复试……”
朱翊钧总算敛了笑声，
“复试甚么嘛，科道官无非是想在王锡爵和申时行身上再炮制一遍当年的张居正三子登科案。”
皇帝将手中的奏疏往御桌上一甩，对着殿外纷纷扬扬的雪影说道，
“当年张居正三子张嗣修、张懋修与张敬修接连进士及第，且张嗣修为榜眼，张懋修中状元，张懋修还是朕为了挽留张居正乞休而特意擢拔的，当时还有人送了张居正一副对联，‘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光日月；状元榜眼二难登两第，学冠天人’，可谓是奉承至极。”
“但张居正死后，万历十年八月乡试，科道官上疏说张居正假公济私，还说张懋修的策问，是张居正帮他替写的，于是朕便依言将张敬修、张懋修及张敬修削官去籍，俱勒为民，咳……你也别在这试探来试探去的，说甚么‘科举之防’，其实阁臣们怕的就是步张居正之后尘嘛，朕心里都明白。”
朱翊钧轻咳了一声，宫里给主子们住的阁殿都烘得人出汗，他自然也不觉得冷，只是他提起这一件事来，心里就有一点不舒服。
明朝历史上科举进士被贬为庶民的其实不在少数，而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治罪手法却已超出了这一惩罚范围。
事实上，张敬修、张懋修及张敬修被削去官职后，万历皇帝尤嫌不足，到了万历十一年，还将张居正三子的名字从万历朝的“进士名录”中除去，彻底剥夺了张居正三子曾经获得过的殊荣与功名，这在有明一代是极其少见的。
因此王锡爵和申时行谨慎如此，在情理上是可以谅解的，谁能拍着胸脯保证自己不是下一个张居正呢？
即使不为自己考虑，子孙后代的安危总是该在自己在位时计较一番的。
朱翊钧这时倒不仅是为万历皇帝的狠辣而感到齿冷，而是他发现万历皇帝曾经做过的那些阴晴不定的狠毒之事，眼下都渐渐应到他身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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