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到了万历朝这个时候，皇帝已经不太干涉科举题目的拟定了。
或者说得更详细一些，皇帝在名义上是殿试策问的出题人，但是万历朝的实际操作，是由内阁先拟定数道策题，随后让司礼监的秉笔太监送往皇帝面前选出一道作为最终考题，并密封送返内阁，然后在殿试当场再令宦官印刷出相应份数的试卷发往考生手中。
如果皇帝不想用内阁拟定的策题，而想上手亲自出题，那当然是没问题的，像儒学功底比较扎实的崇祯皇帝就是一直绕过内阁文官，亲自拟定策问题目的。
至于会试题目，那是毫无例外，向来是由主副考官拟定，皇帝一般不对此发表意见。
朱翊钧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因为到了晚明，科举已经成为了一种标准化的流程测试，基本上就是官僚体系内部自动循环的一个环节。
这就好比现代的高考或者考公，真正关系到命题的是命题标准而不是命题人。
明朝的会试共分三场，第一场考“四书”义三道、“五经”义四道，第二场考论一首、判五条，诏、诰、表各一道，第三场考经史策五道。
其中考官最看重的，还是第一场的八股文，第二场与第三场的要求不高，只要文意通畅即可，相当于现代的附加题。
以朱翊钧这个现代人的儒学水平而言，在会试题目上最有能力插手或者发表修改意见的，理应是在于第二场的诏、诰、表，这一场的题目是要求士子模仿上位者的言行，写出相应的公文，一般都是汉表、唐诰、宋诏。
朱翊钧是记得万历十七年的这场题目的，“拟宋召辅臣于崇政殿西庑，观孙奭讲《曲礼》，仍赐御书古诗各一章谢表，天圣三年。”
这一道题目看起来平平无奇，实则处处暗藏陷阱。
宋朝所谓“崇政殿说书”，其职业即相当于晚明的经筵讲官，专门为皇帝讲说书史，解释经义，并备顾问。
而历史上的宋臣孙奭，是经历了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三朝的儒学老臣，宋太宗曾亲自到国子监听孙奭讲解《书经》，并给予褒赏。
只是后来因宋真宗劳民伤财，以迎天书、祀汾阴，孙奭因劝谏其罢兴土木而被迫外放。
而题目中的“天圣三年”，正是宋仁宗继位后，将孙奭重新择为翰林侍讲学士的那一年。
这其中的讽刺意味便很明显了，前一任皇帝有劳民伤财的前科，后一任皇帝又有废后宠妃的苗头，这指代的是今朝之何人何事还不明显吗？
不过朱翊钧并没有打算要修改这道讽刺意味过重的科举试题，事实上历史上的万历皇帝也从来都没有因为科举试题在讽刺于他而感到不快的记录。
因为这道题目考校的并不是考生作为文官讽谏帝王的能力，相反，这道题目的本意是要让考生在写公文时能够做到文过饰非，需要结合历史背景，一眼看出潜藏在文字背后或许会让帝王感到不悦的所有隐患，并且在作文章时一一绕过，以达到避重就轻的最高境界。
这种境界朱翊钧本人是达不到的，所以他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当敬佩能达到这种境界，并且作为命题人再考校下一代接班人的文官集团的。
因此他不去修改会试题目，即使他有穿越者的光环，但他不把这种光环用到他个人身上，朱翊钧这人就是当了皇帝也本分，他现在的本分在于殿试策问，他就只谈策问，
“朕读《汉书》，见董仲舒尝有分说，‘正其谊不计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不知卿等如何看待？”
许国是会试主考官，却不知皇帝是何意思，于是中规中矩地回道，
“《春秋》大法正是如此。”
这一句话留给了皇帝极大的回旋余地，既适用于赞同也可适用于反对，朱翊钧却也不客气，接着便自问自驳道，
“‘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而反以为诟病于天下。”
许国应道，
“古人以利和义，而不以义抑利，然则虽和义犹不害其为纯义，虽废利犹不害其为专利，此乃古今之分，皇上可以道义之辩考校……”
朱翊钧立刻摇头道，
“朕何尝不辨道义之别？”
这下许国不知如何是好了，只得再次请示道，
“既非道义之别，莫非是义利之本？”
朱翊钧掩在袖中的两手拇指又重新交缠了起来，他注视着三位辅臣的形容，心下凭空多出了一丝惶恐。
他情不自禁地冒出了一种想法，就是内阁联同满朝文武正在集体对自己装傻。
这么多经过层层考校的聪明人站在朝堂之上，他们揣摩上意的本能已经刻到了骨子里，他们的权谋诡计、党同伐异的本事连后世学者都为之争论不休，他们怎么会从来没想到过要追求民主和平等？
看看方才，申时行和王锡爵为了洗清他们自己不曾在乡试中联通舞弊的嫌疑，随手一个调度，就在覆试前将礼部尚书的位置“虚悬”了起来，他们为何从来没想到过像历史上的英国一样，用内阁和议会去取代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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