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曾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手机访问-p.13.更新更快阅读更爽)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是**员夏明翰在即将被反动敌人杀害前作的一首诗。
中国**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中国，这是正义伟大的事业。**人在与丑恶敌人的斗争中付出了生命，牺牲前无论说、写了多么脱离文学规范的辉煌语言、文字，后人也应会把它当作珍贵的烈士光荣遗物的——后人不会要求革命烈士在就义前写严格遵守客观文学规律的文字，他们为**事业献身的精神足以令后人崇拜，他们生命的美丽足以压倒天上的彩虹，令后人羡慕不已。有革命烈士的这种精神和生命，对后人来说，就足够了。可是，革命烈士夏明翰光荣牺牲前却还要按照传统五言绝句的压韵规则写诗，还要动用哲理，——这，就是做学的辛苦与严肃。
夏明翰烈士写这首诗时，所处的体内、体外环境都是恶劣的。烈士所处的体内环境是饥饿与敌人毒打他所产生的伤痛，体外环境是罪恶脏臭、恐怖的牢房。后人读了他这首诗，得到的是一种从容、慷慨与安全的感觉；残暴的敌人，恶臭的牢房，恐怖、饥饿等等因素，通过烈士的做学艺术，留给后人的似乎只是一首富含革命斗争真理的“顺口溜”——小朋友们甚至可以像读《登鹳鹊楼》一样琅琅上口地朗读。
做学是主体（做学者）对客体（客观世界因素）的定向（记录加工）反映过程，做学一得成（成果）就脱离主体而归于他人（社会公众，客观存在）所有、享受。做学成果是真是假、价值是高是低，都得经过客观世界裁判。做学者若要使自己的成果真正且价值更高，就得认真对待做学，克服、无视做学之苦。
做学成果反映（表现）的是真是假、价值高或低的问题，而不顾及做学者做学时所遇到的问题。做学注定要辛苦，理由应出于是。
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做学，连纸和笔都不是为他创作而提供的，只是丑恶敌人要他写“供词”“认罪书”而为他准备的——客观环境极其不容烈士做学；更不用说做学时，丑恶的敌人随时都可以破门而入毒打他或将他押赴刑场。——然而，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却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杰出的一部，由此可见烈士做学艺术（含决心、信念、无视苦痛与严肃等等因素）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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