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资料极其贫乏的少年时期，小我两岁的弟弟就拥有对辍学在家农余行踪勿定（我那时起每天会偷偷摸上屋背后山上松树林中练武）的我适当管制的权力（感谢弟弟助我打好练“忍功”之基础）。我是在1987年读完初一被迫辍学的。是年底，离我家几十步远那初步当权大户人家年达七旬却霸气十足的老娘找上门来对我破口大骂，曾受其欺踩的母亲暗中叮嘱我不要示弱，否则日后必被之“得寸进尺”欺压。初生牛犊天真的我有母亲支持，加上这大婆口气极其毒辣，于是我毫不示弱与之进行了一场“舌战”。这场经历对我来说就像一场噩梦，与《于都记事》中的“敲门声”一样令人内心受到极大伤害，一直延续至今。
弟弟说也来怪，在我与大婆“舌战”之后，竟跟该婆家族慢慢结了“情缘”。1997年刚过了春节，我“誓死不回”离家出走4年后满目沧桑狼狈不堪地返回。1998年秋，弟弟从上海某名高校毕业，回家后应邀参加该大婆已任县正处级官儿揽建的橙树林剪枝活，曾抱怨说“太累了”“以后再也不给他们做事了”。
与我二姐同龄的隔壁家三女唯一男孩，少时学绩颇佳，得到大婆官子的大力赏识，一路有大树绿荫可挡炎热，如今据说已成为县级候补领导班子的一员。2002年，我在县图书馆“馆长办公室”外的张贴栏上贴了《望江南》这首词后，路逢时做律师的这位邻家男。
“仁生，你在县图书馆贴的那首词得到了馆长——我的老师的欣赏，他叫我遇见你跟你说一声，他想见你。”邻家男样子蛮热心地对我说道。
时压稿量已达一百多万字、“《中华人更美》”已初步成形的我以为遇上了转世“伯乐”，第二天即去找了图书馆长X老师。
“……你这篇《冬泳》作于1999年，是吗？现在早已过时了！冬天扑入河水里，人家还以为你是练‘F**’呢！”X馆长一开始本跟我谈得似乎很投机，不知哪里有人给他通了电，明显看得出他脸上表情在变化。此后，我对X老师失去了希望，这也导致我对图书馆产生了一种“敬畏”之情。今年11月中旬，已在包括中国作家网在内的文学网站洋洋洒洒发文近百万字（其实，若有家亲力量支持，2008年8月我的诗歌集与短篇小说集就已出版），且在中国音乐报（国庆60周年10月刊）发表《中国作家之歌》（这并不仅仅是一首歌），又《教育献策：中小学能否新增一门“社会生活”课》获国家教育部初步认可（此乃大势所趋）之后，我怀着“休闲”之情来到已经过“装修”的县图书馆，X老师的声音依然那么洪亮，比网吧上网价格便宜一半的电子阅览室常在我抵达时大门紧闭——原来图书馆耗国家重资“整改”后还是不过如此、依旧客意“清淡”，早已被广州图书馆“宠惯”的我明显与之不适应啊！
局长弟弟在家城于都跟我的人缘相比具有天壤之别。这是一个以法理处世的社会，只要一个人躬耕辛作、洁身自好、力争上游，衣着破烂大龄未婚再多人冷眼非议都无所谓；相反，如果一个人蔑视国法愚弄民众，其左右、背后喽罗再多及保护伞再大都终将逃不过法律的惩罚。
此前闻息弟弟升职，一贯红情横溢的二哥我迟到为之祝贺之余，还是得补呈上一份提醒：局长弟弟，记住，你端的是人民的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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