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原，蒋介石正在与阎锡山具体协商，处理如何进一步治理山西的事情。尧明并没有过于参与。在军事上，他只是建议了调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彭德怀，在太行山脉上，建立类似于原时空朝鲜战场的坑道式防御工事体系。
尧明滞留在了山西，却一直在与孙中山和沙赫特联系。与美国的经济合作方面进展很大，为了走出1930年代的大萧条，拉动美国的出口，美国对来自德国的各种订单，一律毫不犹豫地接纳。但对于是否用美元结算，罗斯福小算盘打得很精明，他宁愿由美国向德国提供大笔贷款，也不愿用马克结算。
沙赫特的回招也很简练，对等贸易。德国向美国出口各种精密加工的零件。当初人狼公司的储备开始体现优势。自动化机械加工使得德国的零件加工能力不受高技术熟练工人数量的限制，美国的商人也很快地把握到了德国零件质量好，成本低的优点，大量进口德国零件。
当然，这只是双边经济合作的主流，实际上，双方的合作内容非常广泛。德国毕竟元气初复，对美国的依赖很大。比方说石油、大型机械产品等，均要从美国进口。德国正在大规模发展造船工业，但目前的商船订单主要还得靠美国人，只是其涡轮增荷发动机由人狼公司提供。
当时美国杜邦化学公司刚刚开发出用煤制造尼龙化纤产品的技术。尧明一直在思索中国工业起飞的契机，第一时间就由人狼公司以100万马克的“天价”从杜邦公司买下了专利，并委托德国的一批化学公司加大研究力度，争取量化生产，并生产各种混纺类型的派生产品。当时中国的纺织工业已经有一定的基础，再与以煤为本的化纤技术结合，一定能为中国打开国际市场。当然，化纤产品的第一市场就是美国和德国。
当第一批尼龙产品在巴黎和纽约的时装展问世的时候，一件西服竟然要数千美元。就连一双长筒袜，也要上百美元。人们被尼龙化纤舒展、均匀、柔韧、高强度、亮丽的特色完全征服了。在当时的技术下，没有任何一种天然纺织物，包括中国的丝绸，在外表的奢华上，能超过尼龙这种化纤产品。
当然，尼龙制作的服装很不透气，穿起来并不舒服，还经常捂出一身臭气。尧明对此并不担心。当时人们对这一缺点并不了解。那些虚荣的阔太太，只要外表看起来光鲜，身上被捂得再臭，都可以靠香水遮掩。而且这种事情是羞于出口的，尼龙这么时髦和昂贵的东西，怎么会把身体搞出臭味来呢？若向他人交流，肯定遭人白眼，认为是在为天生体臭找借口。
尧明用尼龙产品在西方的上流社会导演了一出现代的“皇帝的新衣”的闹剧。当然，这样的闹剧也是有代价的。尧明后来每次与烽火的那些粉丝们聚会的时候，都能从那些贵夫人浓烈的香水味中，闻到一股体臭。也不知道真的是有这种臭味，还是心理作祟。搞得他每次见到“高贵”的女士时，都先往下面打量，看看对方是不是穿了长筒尼龙袜。烽火的残存意识很郁闷，为了维持形象，不得不经常跑出来，帮助尧明把眼睛往上翻。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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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宋庆龄趁机在美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揭露日本侵略暴行的活动，并得到了美国的华侨大力支持。迫于舆论以及从德国滚滚而来的订单的双重压力，华盛顿开始疏远与东京的关系。罗斯福总统向国会正式提出，减少对日本石油和其他战略资源出口的配额。
日本谋划侵略中国，是这个岛国的当权者们，不知道哪一代就开始做起来的黄粱美梦。中日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场大战。尧明有自知之明，不认为自己能通过国际政治，制止这场战争的爆发。但他一直希望逼日本签订日内瓦公约，减少战争中，人民受到的伤害。
日本的军国主义者迟迟不愿意签订日内瓦公约。一方面是他们所谓的武士道精神，与讲人道主义的日内瓦战争公约相冲突。另一方面，则是他们歧视中国人。他们一直视中国人为劣等民族，是东亚病夫。他们认为在与中国人作战的时候，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根本不想受任何约束。
由于苏联方面态度松动，关东军加紧了侵略中国的准备。在得到绥远战场上，伪军失利的消息后，他们立即蠢蠢欲动，组织了一支3个师团约7万多人的部队，准备再次入侵绥远。当时整个关东军的人数也就才5个师团，十多万人，与鼎盛时期的四十多个师团，上百万人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关东军的目标并不是全面侵华，而是夺取绥远和山西。
日本东京的军国主义大本营内，占优势的侵略中国派与逐渐式微的侵略苏联派，也正在为日本军国主义屠刀的指向，作最后的角逐。日本开始大量征兵，并准备将更多的部队开赴中国东北和华北。尽管两派争执不已，但由于汉奸的出卖，尧明“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已经为日本军事决策层知晓，两派均一致同意必须尽快占领山西，夺取山西煤矿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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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急电！”，就在尧明和蒋介石都认为与阎锡山的具体谈判已经结束，可以离开山西的时候，电讯员送来了一份急报。
“两广事变！”，蒋介石看完电报后，倒吸一口凉气。
“广东的陈济棠，联合了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组成了抗日救**。陈济棠任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为副总司令，出兵30万，飞机100架，内河舰艇20多艘，出兵湖南。”，蒋介石一边看电报，一边急匆匆地向尧明解释道。
尧明也吃了一惊。在原时空，两广事变是有的，只是发生在1936年6月到9月之间。他仔细一想，继而恍然大悟。阎锡山带头交出了军权和治权后，蒋介石开始向其他军阀政权提出了五条建议：第一，取消独立或半独立状态；第二，接受中央安排的地方行政长官；第三，原地方政权人事管理属中央。在地方卸任的高级行政人员可以到南京赴任，或者由中央出资，出国考查；四，地方军事人员由中央统一任命；五，取消地方货币，使用中央统一发行货币。各路军阀开始感到危机，自然想搞点动作。
“这帮混蛋，竟然打着抗日的旗号！那个xxx的李宗仁和白崇禧，日本人的武器没有少要，日本的教官没有少请，现在却xxx的打着抗日的旗号，来搞内战。”，蒋介石忍不住破口大骂起来。宋依华委委屈屈地不知道该怎么翻译。宋美龄把脸别了过去，对蒋介石这种上海滩小流氓的嘴脸，深以为耻。
其实蒋介石骂得是有道理的。军阀们把他们的那一点封建权势，看得比什么都重。嘴里却尽管喊冠冕堂皇的口号。立足广西的新桂系一直与日本勾勾搭搭，大肆购买日本军火，聘请了很多日本教官进行军事训练。白崇禧却对外宣称，这是“胡服骑射”等等。
1936年，新桂系首领李宗仁首先喊出了所谓的“焦土抗战”理论。且不说这种以人民的生命财产为代价，赤地千里的抗战理论是否是一种好的战争策略，就其出发点来说，却是逼他人赤膊上阵，自己却想在后面搞“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坐收渔利。
尧明对蒋介石的愤怒深有同感。这种在背后拆墙角，随意挑起内战，荼毒人民的军阀，有时候比那些直接在前面当汉奸的家伙还要差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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