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虎、孙立人带领着中**队，在上海浴血奋战，不断地攻击日军。日军的外围防御在不断地被我军清除掉。日军也组织了多次反扑，与我军打开了阵地争夺战。
林伯虎却在这时，将坦克撤了出来。根据隆美尔的综合防御建议，坦克要尽量保留下来。日军在海上，能够很机动地选择登陆地点。我军需要靠坦克和汽车运输的部队，迅速在敌军的登陆点附近集结，将日军驱逐回大海中。
在进攻时，我军步兵的主要攻坚武器仍然是烟雾弹、盾牌、火焰喷射器和炸药包。林伯虎搞了一种三三制的组合，把一个班的士兵分成三个作战小组，而每个作战小组，有一套自己的绝招。有的小组擅长用炸药包摧毁工事，有的小组擅长用火焰喷射器将敌军烧得鬼哭狼嚎，有的小组枪法准确，善于狙击日军，协助压制敌方火力。
在防御时，我军用沙袋布下防御工事。国民党军传统布置的沙袋工事只有一面，像一堵墙。士兵在沙袋背后反击敌军。这种工事有个大缺点，就是士兵是半蹲着或站在沙袋背后，日军的步枪或机枪直射造成的威胁小，但手榴弹和炮弹在我军背后爆炸时，很容易造成伤亡。
林伯虎命令布置双重沙袋，将阵地搞得想一个夹墙，又像一个升起来的壕沟。除非敌军炮弹或手榴弹直接落在夹墙内，否则很难对我军造成伤害。
日军善于近战，靠集团冲锋和拼刺刀夺取阵地。我军则加强了投手榴弹，增加在20米内的战力。我军还配备了小冲锋枪，增加近战火力。我军还将机枪阵地略微往后布置，使得日军的手榴弹兵很难摧毁我机枪阵地。
日军同样擅长夜战。靠夜战攻坚也是日军克敌的诀窍之一。为了防止日军夜战突袭，我军还在阵地前点燃了火把，布置了铁丝网和简易响铃。加强突前哨兵设置和巡逻。使得日军夜战不带有突然性。
我军在外围控制了发电厂，可以对阵地照明。但探照灯常开着，会被日军的狙击手打掉。林伯虎就命令部队将探照灯关闭，只待敌军冲锋时，才突然打开。日军会一时间被直射的灯光照得什么也看不见，我军则趁机毙敌。
我军在国仇家恨下，战士人人奋勇。我军人数也占优势。为了练兵，也为了保留士气，让部队休息充足，林伯虎还不断将部队换防，轮番上阵。在原时空的淞沪抗战中，我军防御时，由于采用了区域责任制，结果有的区域部队一直未与敌军接触，士兵怕与日军交锋。有的区域则反复与日军接战，部队消耗严重，弹药不济，人员过度疲劳，士气低落。当时蒋介石并没有完全清除军阀势力，为了调度部队相互支援，不得不亲临上海前线指挥。
经过多次反复争夺后，日军不断退缩，逐渐失去其防御工事。但与此同时，日军的登陆计划也正在偷偷展开，我侦察机在海面上发现敌军在不断地集结战舰，却不清楚日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
江浙人民在加紧抢修笕桥机场，还在修建一些临时小机场。为了防备万一，一些学校，政府机构，重要的工厂等都在开始往内地转移。政府开始在可能的交战区疏散人民。刘伯承在北方也在组织学校、政府机关、工厂等内迁。中国人民开始在艰难中，吞咽战争的痛苦。
这日，周恩来却请了尧明、孔祥熙、阎锡山、邓小平等，商议筹集军粮、疏散难民等大事。军政分家的好处立即体现出来了，蒋介石在前方忙军事，周恩来在后方帮助人民，稳定国家。
孔祥熙是现任财政部长，周恩来当代理总理后，却将农业部长的职务让给了阎锡山。阎锡山在山西抓“村本制”，治理农村还是有一套方法的。邓小平目前主要抓的，是开放经济和国际合作。
彭德怀却从山西发来了急电，说数十万大军驻扎在山西，出现粮食短缺。根据国民党的惯例，军队都拥有地方管理权，在当地自筹粮食。这种方式虽然减弱了对中央财政的依赖，也正是形成肆虐一方的军阀体系的根源。
解决办法看起来简单，粮饷都由中央发。孔祥熙这个山西富商出生的财政部长当得并不好，国税收不上来，要么粮饷发不下去，要么国库透支，就很可能出现通货膨胀。
当时中国资本主义正处在最为罪恶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这个阶段的资本家的特色是极端自私，缺乏道德，赚取人民的血汗钱，发国难财成风。山西其实不缺粮食，但一下子增加了部队数量，又增加了各种建设工程，粮食需求在增加。商人们就趁机放大这种需求，造成恐慌心理，以谋取暴利。
阎锡山是商家出生，孔祥熙也是山西富商出生，两人在一起，其实是很容易针对商人，找到对策的。偏偏孔祥熙私心太重，有些事情涉及自身利益，而阎锡山则过于中庸，深怕太出头，得罪他人。
尧明当即采取了激将法：“对付山西商人，却是山西商人心里最清楚。只要我们的财政部长和农业部长能超越自我，在短期内，拿个临时方案出来，对付山西富商并不难。难的是制定一系列实用的长远制度，以国家宏观调控和国家局部参与的方式，让国家具有对粮食交易控制的能力。”
大家对尧明的建议中的后一项感到惊讶，就向他询问其具体内容。尧明道：“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利有弊，设置任何政策，不仅要考虑可行性，还有考虑副作用，考虑制约副作用的机制。在战乱时，最简单实用的，可以称为快打斩乱麻的方法，是国家对粮食统一购销。”
尧明又道：“这种方法的弊端也很大，一刀切后，没有了差异，会打击农民的积极性。人都有自私的罪性。不管是商人，还是农民，由于少了教化，自私性很强。必须承认这个现实。”
尧明又叹息道：“基督教讲究赎罪，讲究对神的信靠顺服，也尊重国家政权。其实可以帮助国家管理。若信教的人比例大，我们制定政策时，鼓励因素可以多一些，防范因素可以少一些。”
“宏观调控，则是对粮食价格波动范围进行指导。局部参与则是在某一些地区，由国家进行一些短期的购销，帮助消除流通中的堵塞。最关键的，是粮食的流通。我只想建议一些原则，具体方案嘛，不论是阎锡山先生，还是孔祥熙先生，都知道富商们是怎样钻漏洞的，也更知道如何才能堵住这些漏洞。难的却是为天下办大事，要损伤自身利益。”
阎锡山红着脸说道：“尧兄的一生何求之言，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既然想求影响天下之大权势，那鸡毛蒜皮的中庸之道，早就该放下了。我只是恶习难改而已。”，他又对周恩来说道：“总理放心，这件事情，我回去就认真地想一个方案。到时候还请孔部长指教。”
孔祥熙却是一直以姓“孔”而自豪的。中庸之道，原是孔孟之道的精髓，听阎锡山如此唾弃之，不由得脸色阴阴。尧明顺便提醒，不管经营哪一个行业的商人，不仅要受管制，还要有一本营业执照，才能取得这一行业中的经营权。那些囤积粮食的富商，干脆靠法律手段，禁止其粮食经营，把这股风气先压下来。
如何安置难民又是另外一个大事情。尧明强调最基本的原则是“国家爱人民，人民才能爱国家”。原时空中国的灾荒年中，逃难的夫妻装扮成兄妹，让妻子再出去嫁人，丈夫帮人打工，变相地为了糊口而卖身为奴隶的例子真的不少。尧明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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