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恬虽为将门之后，却自幼嗜读经书，喜好文学，李斯一篇《谏逐客书》，看得他荡气回肠。在回咸阳的路上，蒙恬由衷赞道：“先生之笔，有如天半游龙，非人间所有。此谏书必可流传久远，为后世垂范。”
听完蒙恬的夸奖，李斯面色依然严峻。对李斯来说，把《谏逐客书》写好并不难，他一不小心就把《谏逐客书》写成了千古名作。难的是，要让《谏逐客书》达成它的使命——改变嬴政的决定，挽救他的命运，也挽救那些外客们的命运。作不到这一点，《谏逐客书》就只能是一堆华丽的文字垃圾。李斯才不在乎后世会有多少人来读他的《谏逐客书》，有多少学者为《谏逐客书》正义注疏，有多少学子对《谏逐客书》逐字解读。他眼中的读者只有一个——嬴政。
所谓工夫在诗外。别看李斯写《谏逐客书》之时，援笔立就，一气呵成，但他在文本之外下的工夫，蒙恬却并不能知道。也许，在李斯预感到宗室将对外客不利之时，他就已经开始构思这篇文章了。当他象布卢姆一样，在咸阳街头踌躇徘徊时，脑海里盘旋的还是这篇文章；在放逐的路上，他也没有停止过这篇文章的酝酿。用如此长时间来构思，李斯显然不是在斟酌词句，而是别有考虑。
首先，他要摸准嬴政的想法，站在嬴政的角度考虑问题，分析他的处境，判断他的立场，然后对症下药，务求斯人不言，言必有中。《谏逐客书》不出则已，一出便要正中嬴政的下怀，而不是下阴。
其次，同样重要的是，李斯要确立自己的写作姿态，给自己定位。在他面前有两个失败的先例，足以令他汲取教训。说起来，这两个失败先例的主人公，还都是李斯有些渊源：一是同为楚人的屈原，一是师兄韩非。
屈原见逐，作离骚。韩非不用，写孤愤。虽说屈原是怨而哀，韩非是怨而愤，但终究都是在怨。李斯也是有资格怨的，他无辜遭到驱逐，的确是受了委屈，而且委屈还不小。屈原是贵族，可以怨而哀；韩非是公子，可以怨而愤；李斯身份虽不比这两人，但至少也可以怨而悲嘛。而如果照这个定位写下去，我们不难想见，《谏逐客书》就将是另外一副面目：我李斯是怎样的劳苦功高，和大王共度过多少君臣和睦的甜蜜时光，如今受到宗室的陷害，命运如何的不公，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放逐的路上多少辛酸，同行的外客多么凄惨，再加入几个老人和小孩的行状特写……诸如此类，这般等等。
没有人说这样写不行，但从屈原和韩非的遭遇可以看出，哀怨的姿态并不能解决问题。通常来说，怨妇甚至比泼妇更加可怕。泼妇是不会讲理，怨妇是不肯讲理。没有人愿意做出怨气的筒，更别说是高高在上的君王了。再者，嬴政并非普通的君王，他能干出囊扑两弟、囚禁母后这样的事来，显见绝非可以动之以情之人。对付嬴政，必须晓之以理。于是我们看到，在《谏逐客书》里，李斯跳出了个人情绪的小格局，也跳出了围观他写字的外客们集体营造的悲伤气场，始终保持着冷静和克制，站在旁观公允的角度书写谏议，只字不提个人的冤屈、外客的凄凉。在他的文章里，只有血，没有泪。
很快就要面见嬴政，李斯有必要先提前了解一下嬴政对《谏逐客书》的反应，于是问蒙恬道：“大王读谏书时，你可曾陪侍在大王之侧？”
蒙恬点点头，道：“先生之书，大王击节赞叹，不能释卷。其中有几句，大王更是念出声来，吟叹再三，深有会意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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