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霸权与文明迷失
——《大秦帝国》创作随想录之一孙皓晖
凡是中国人，不能不关注儒家。
说它是宗教也好，说它是文化也好，说它是学派也好，说它是教育也好，一言以蔽之，在中国要说清任何事情，归根结底都绕不开儒家。在写作《大秦帝国》的十多年中，几乎日日都随着战国人物与儒家做方方面面的精神纠缠，浸润既久，对儒家也就有了许多思考。诸多问题与现象之中，以对儒家文化霸权与中国文明兴衰之间的关联想得最多。
儒家原生态一：完全的纯正的复古学派
春秋、战国、秦帝国，是儒家获得文化霸权之前的原生态时期。
儒家的学派基因，正是在这极为特殊的三大时代形成的。不了解儒家在原生态时期的真实面目，就不可能理解儒家在获得文化霸权之后的种种作为，更不可能理解儒家文化霸权对中国文明产生的令人欲哭无泪的深远影响。
儒家诞生的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前475年），是一个蓬勃生长的新文明浪潮对摇摇欲坠的旧文明根基不懈冲击的时代。至孔子立学成派，华夏天下已经是士人大起、学派大兴、变革迭生的春秋中后期。其时也，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各种学派已经林林总总，比肩而立，竞相叱咤风云了。面对剧烈变化的时势，面对涉及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因而谁也不能回避的种种社会变革，那时的所有学派都不约而同地展现出一种使命意识：对社会变革的方向提出自己的鲜明主张，对社会变革的实践积极投身其中。同时，彷徨骚动的社会对清醒的理论有着紧迫的需求，对理念执著躬行实践的名士大家，更是奉为圭臬，此所谓“贵士”之社会风尚也。当此大势，各家各派的士人们义无反顾，轻生死，谋天下，非但慷慨地承担起在理论上探索社会出路的重大责任，而且身体力行积极入仕，力图在实践中实现本学派的政治主张，潮流相催，彼此竞争，一时蔚为时代大观。非但大学派（显学）如此，便是操持实务技术与玄妙思辨的学派，也不能不将本学派的实践与社会的变
革联系起来，如工家之公输般，医家之扁鹊，水家之李冰、郑国，名家之惠施、公孙龙子，甚至最是消极的老子庄子，也都一样地曾经有过游说诸侯，或预言邦国命运，或阐发治世之道的经历。可以说，那个时代里没有置国家兴亡与天下变革于不顾的学派，也没有狗苟蝇营一味逃遁的名士大家。那是一个参与意识最为急切的时代，也是知识阶层入世精神最为浓烈的时代。
应当说，这是整个中国知识阶层在生成时代与生俱来的精神基因，也是世界文明生成时期绝无仅有的一种典型现象。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士人阶层的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意识，极大地鼓荡了那个时代的国民精神，也从此奠定了中国文明中的“天下”意识，形成了中国民族独有的精神格局。
正是在那样的时代，孔子立学成派，提出了一整套有关社会变革方向的主张。
大要说来，其政治主张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德治仁政，回复周礼，回复井田，兴灭国，继绝世，完全回复到周代的礼制社会去；其社会架构主张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孝悌仁本，完全回归严格的礼制社会；其处世理念是：忠恕中庸，文行忠信，完全回归礼制社会温柔敦厚的人际关系；其对社会阶层分工的主张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等等，完全的维护礼制社会的构成基础；其教育主张是：有教无类，六艺教人，始于诗书终于礼乐，回归以上古经典为归宿的王化教育。当然，在儒家获得文化霸权之后，孔子的种种理念被生发得庞大无比，任何一句话都成了说不完的学问，这是后话。就其本来面目而言，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初始儒家的社会主张大体就是这五个方面。
在孔子提出的社会主张中，最为社会所关注的，是其政治主张。
孔子终其一生，带领弟子们全力效命的，也是其政治主张。
孔子以政治主张而立学成派，儒家以政治主张不见容于天下。
政治主张是孔子的本质所在，也是儒家的本质所在。政治实践是孔子的生命历程，也是儒家的生命历程。不从政治主张与政治实践入手，甚或有意识地忘记、淡化儒家在原生态时期的政治生涯，而只抽象地“研究”孔子语录与儒家经典，则无法触摸到儒家的社会本质，也永远不能了解这个学派由“惶惶若丧家之犬”而霸权加身的历史奥秘。
与同时代的其他学派相比，原生态儒家的政治主张的最突出特点是：公然遵奉一个行将消亡的时代为理想社会，强烈主张正在变革的动荡社会完全地返回到礼制时代去，恢复纯正的田园诗一般的上古王道。
这是儒家复古主张的独一无二之处——完全复古，而不是局部复古。
儒家对过去时代的全盘肯定与无以复加的赞颂，与同时代的其他学派构成了鲜明的区别。事实上，当时主张变革的大家中，不乏对上古社会的一定程度的肯定者，譬如墨子，譬如商鞅，譬如荀子，譬如韩非子。可以这样说，变革学派们没有一家没有一人对上古社会持完全的否定态度，他们强调的是：三王不同礼，五霸不同法，世事当因时而变。他们不否定任何一个时代的合理性，更立足生身时代的变革合理性。即或今日，这种观念仍然放射着炫目的光彩。儒家确实特异，对自己的生身时代完全否定，对已经消亡的社会完全肯定，没有商量的余地，比苟延残喘的周天子还要坚定，还要鲜明。直到今日，我们仍然看不出孔子的这种完全复古理论的合理性究竟在哪里。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哪一个学派有如此完全的纯正得不可思议的复古主张。这个唯一的完全复古派，诞生在中国民族中，而且后来不可思议地成了霸权加身的垄断学派，实在值得深加揣摸。
儒家原生态二：强硬的复辟实践顽韧的履行精神
原生态时期的儒家，其生活轴心只有一个：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应该说，儒家兴起之初，社会新兴势力对其政治主张的力度还是不甚了了的，没有多高的警惕性。孔子的名声其所以很大，十有**是处于探索期的士子们以开阔胸襟“捧场”的结果。但是，在鲁国真正任用孔子行丞相大权，欲图重新整合鲁国社会之后，儒家的命运骤然发生了极大的转折。孔子雷厉风行的“堕三都”（摧毁三家新兴地主势力之城堡），断然诛杀鼓荡变革的新派名士少正卯，使新兴地主阶层与天下士人阶层骤然明白：这个以“君子”自居的大学问家，原来是个骇人听闻的正牌复辟人物！天下汹汹，合力攻讦。结果，起用孔子的鲁国旧贵胄恐惧于孔子可能激发民变帮倒忙，只有罢黜了孔子。
从此，孔子及其儒家陷入了漫长的困境。
强硬地复辟实践仅仅只有这一次，而且迅速地失败了。但是，这仅仅的一次却最充分地显示了孔子的强横政风——对政敌毫不手软，更不讲恕道，决然的有形摧毁主义。孔子没有任何保留，也没有试图以迂回的方式复辟，提刀便上，迎头砍杀。如此毫无君子风度的政治作为，虽然仅仅只有一次，天下也足以看得透透了。从此，整个社会对孔子及其儒家表现出一种奇特的状态——敬而远之，避之唯恐不及。
但是，孔子没有倒下，儒家没有倒下。
孔子履行政治理念的顽韧精神，就此开始充分展现出来。他带着全套弟子，孜孜不倦地周游列国，向各诸侯国以不同的说辞阐发着自己的政治理念，反反复复地诉说着自己的仁政方略与反苛政主张，似乎在表示：今后若再执政，绝不会以“心逆而险，行僻而坚”之类的空泛罪名乱杀人了。孔子甚至声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如果那国用我，难道我一定要重建东周吗？）可是，无论如何辩解表白，还是没有人敢用孔子，后来甚至连吃喝也不好好招待了，以致于陈蔡绝粮，
孔子自嘲说惶惶若丧家之犬。尽管如此，孔子还是没有气馁，没有屈服，依然顽韧地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做着寄希望于万一的努力。直到七十岁的古稀之年，孔子才停止了这种绝望的奔波，才从复古情结中极不情愿地摆脱出来，开始了以治学方式传承政治理念的独特实践：以自己的复古史观整理文献，编辑史书，教育弟子。
我们无法知道，孔子是否在屡屡碰壁之后真正地汲取了某些教训？
因为，基于种种原因，孔子的辩解表白是极其模糊的，可以做多种解释的。更重要的是，社会从此再也没有给孔子及其儒家弟子提供整合社会的任何机会。我们没有理由在缺乏实践证明的情况下，以“揣测”方式判定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问题是，原因在哪里？是春秋时代没有了企图复古的当权势力么？是周王室与所有的诸侯国都不赞同孔子的政治主张么？显然不是。在任何一个大变革时代，基于传统根基的保守势力都是极其强大的，他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重新整合旧传统的机会。春秋战国时代的变法派迭遭惨祸，可谓明证。
孔子及其儒家，从此始终不为天下复古权力所接纳，其间根本原因在于：孔子与儒家已经成了完全复古的纯正的理论大旗，政治实践上，则被天下认定为最强硬的复辟派；保守诸侯但用其人，该国完全可能立马成为招风大树，遭致天下共讨之的危局，旧贵胄们连苟延残喘以待最佳时机的可能也没有了；保守诸侯们的政治嗅觉显然比孔子儒家灵敏得多，看得很清楚，只好忍着心疼，冷冰冰地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孔子。后来的实践说明，孔子之后的儒家依然是顽韧的。从孔子到孟子，儒家以一贯之地奔波了三百多年，最终还是处处碰壁。虽然如此，儒家依旧没有改变自己的基本主张。认真思索，似乎很难简单地说，这是儒家政治意识的过于迟钝。
那么，导致这种结局的深层原因究竟在哪里？
原生态时期的儒家悲剧，令人常有扼腕之叹。
这个悲剧，不在于儒家的复古主张。古今中外，政治上的复古派保守派多如牛毛，最终酿成悲剧者却并不多见。也就是说，政治上的复古派保守派崛起而大权在握者比比皆是，其首领之“善终”结局者也比比皆是。孔子孟子及其原生态儒家的悲剧在于：以哲人的智慧与洞察力，却提出了一种与社会变革及民生需求相去甚远的完全复古理念，并以最强硬手段实施于社会，失败之后，又坚韧不拔地为其奔波数百年。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除了宗教形态的殉道者，我们很难在社会实践生涯中，尤其很难在政治实践生涯中，找到这种完全以“过去”（而不是“未来”或者“天堂”）为信仰的学派团体与领袖人物，遑论为已经死亡了的社会做殉道式的努力？
认真回想起来，原生态时期的儒家是一个极其矛盾的学派团体。一方面，是鲜明得毫无掩饰的纯正复古理论，是强硬得毫无回旋余地的施政作风，因而“知音”难觅，终被整个社会遗弃；另一方面，是强毅顽韧的履行精神，是持之以恒的信仰原则，这种极其可贵的生命状态，感动着当时的社会，也感动着无尽的后人。两者合一，酿成了儒家在原生态时期的孤绝悲剧，也埋下了后来霸权加身而终为社会接受的种子。
变身奥秘：儒家讳莫如深的历史玄机
一个顽韧纯正的复古学派，何以被雄风尚在的西汉王朝骤然独尊？
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谜团，其中奥秘，儒家从来都是讳莫如深。
谜团的核心在于：儒家被独尊之后，鲜明的政治立场忽然变得极其模糊，纯正的复古主张忽然变得极其空泛，顽韧的复辟情结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是古非今而攻讦现实的癖好忽然变成了唯官府马首是瞻的忠顺。一言以蔽之，自从成为唯一的官方学派，作为儒家立学成派之根基的政治复古特质迅速地淡化消失，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再也不是原生态时期的儒家了。客观地说，任何一个学派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都是正常的。即或是最具有惰性特质的宗教教义，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地修正教义，也是极为普遍的。但是，任何学派与学说的发展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后来者必然要竭尽全力地向社会昌明原教义的不足以及适时发展的必要，从而最大限度地争取社会与信徒的理解，保证本学派不因学说的修正发展而缩小影响。唯其如此，我们质疑的不是儒家的变化与发展，而是儒家对待自身变化发展的一种极为反常的治学态度。这一治学态度的基本点是：对于淡化原教旨政治立场的巨大变化，儒家从来不做正面解释，既不解释其变化原因，对变身前后学说内容的显然失衡也不做任何说明，听任不得不修习儒家之学的知识阶层在各种混乱中歧义百出。
为什么？
似乎没有人问过，似乎也没有人回答过。
着意品味，儒家被独尊之后的变化是很微妙的，也是很尴尬的。分明是显然的变化，却硬是掩耳盗铃地佯做无事，其基本表现是：儒家再也不顽强地传播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复井田之类的政治主张了，再也不游说天下做复辟努力了；那个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为最鲜明立场的政治实践学派，忽然一夜之间变成了远离现实政治的纯粹学问派。涉及政治主张，儒家的复辟立场已经演变为王道仁政之类的哲学式敷衍；涉及历史论述，儒家所有关于复古的强硬主张，都巧妙地演变为一种柔性的崇古颂词；涉及治道吏道，原本具有复古特质的仁政学说，已经演变为一种反对苛政的现实吏治主张；涉及孔子孟子一班祖师圣人，构成其一生主旋律的孜孜复辟的政治实践，已经被大大淡化为抽象的人格赞美。儒家在现实政治中原本有两大癖好：一是好是古非今，二是好攻讦法治。如今，也都在这种对远古社会的赞美性陈述中变成了完全避开当年现实政治的学术评价。虽然掩耳盗铃，然在官方的默许与保护之下历经千百年反复渲染，终于渐渐地弄假成真。魏晋南北朝之后，臣服于儒家的整个知识阶层，几乎已经完全忘记了儒家本来的政治复辟特质，儒家自己则“忘记”得更彻底，似乎儒家教义从来就是如此这般。在世界文明的大宗教中，几乎每个教派都有坚持原生态信仰的原教旨主义派别，古老的儒教却没有。汉武帝之后两千年，儒教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坚持弘扬孔孟复辟立场的儒家原教旨主义。
与此同时，一个显然荒诞的事实是：儒家原始经典仍旧是天下圣经，谁也没有着意删改；所有后世儒家也都很在意地反复宣称自己是孔孟的忠实信徒，谁也没有宣布过背叛孔孟背叛儒家原生教义；儒家祖师被供奉得越来越神圣，儒家的原生经典也越来越成为万世不移的真理，初始圣人与原生经典所赖以存在的政治根基与实践特质，却早已经荡然无存了。
骨头没有了，正肉没有了，留下的，只有一锅似是而非的儒家式肉汤。
儒家变了么？变了。
儒家变了么？没有。
要说清楚么？难亦哉！
我们有理由问一句：儒家失语如此，知识阶层健忘如此，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任何秘密都会被漫漫岁月洗去尘封，儒家的变身奥秘自然也不可能成为永远的玄机。
西汉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王朝。其特殊之处在于：它推翻了创建中国统一大文明的秦帝国，处在中国统一大文明开创之后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最具有发生种种变化的社会潜质，最具有“重塑”中国文明的种种可能。一言以蔽之，西汉王朝承担着“如何承前，如何启后”的最重大的历史课题。由于秦帝国过于短命，没有巩固一种新文明所必须的时间条件，便使得这种新创建的统一大文明具有相对脆弱的缺陷。唯其如此，西汉王朝的历史抉择便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就基本的历史事实说，推翻秦帝国的社会力量有三方：一是率先发难的陈胜吴广的农民力量，一是以项羽为核心的六国旧贵族力量，一是以刘邦为核心的布衣士人阶层力量。三方力量的消长，最终取决于各自领袖阶层的政治视野及其所能代表的社会利益广度，而绝不是表面上轰轰烈烈而又极富传奇色彩的秉性差别与权力阴谋。这种政治视野与社会利益广度，有一个具体核心，这便是如何对待秦帝国所开创的大一统文明框架？正是这个看似宏大宽泛实际上却囊括了种种社会利益如何铺排的现实核心问题，最终决定了三方反秦力量的历史命运。
从三方反秦力量的社会构成看，西汉的开国阶层显然是由各种社会职业的布衣之士组成的。除了一个韩国旧贵族后裔的张良，刘邦阵营的文臣武将几乎全部由下层吏员、小商贩、小工匠、小地主、游学布衣以及各色苦役犯六种人构成。广义地说，这些阶层都是游离出“布衣之士”的社会土壤，其中的佼佼者无不具有战国布衣之士的特质。具体地说，刘邦阵营的灵魂与核心是两种人：吏员与布衣士人，譬如刘邦、萧何、韩信、张良、陈平等等。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是：春秋战国秦帝国三代是士人阶层的发生成长壮大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士人阶层是鼓动社会风云并推动社会变革的直接力量；从社会阶层的意义上说，只有士人阶层是对社会与时代有着相对全面、客观、清醒认识的唯一社会阶层。正因为如此，刘邦阵营对待秦帝国统一大文明框架的立场，与项羽的旧贵族阵营有着巨大的反差。项羽阵营作为既得利益的丧失者，对帝国文明是恨之入骨，是彻底地有形消灭无形摧毁，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则是完全复辟诸侯制。刘邦阵营则不然，虽然反秦，却对帝国功业始
终有着一种实实在在的景仰；对于帝国制度，至少不是简单地彻底地否定，而是极其审慎地权衡取舍，抉择如何建立大动荡之后的文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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