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杨广华诞萧妃子归
北周武帝天和四年，即公元569年，隋炀帝杨广诞生在关中，出生地可能是同州(即冯翊，治今陕西大荔)。今大荔城中犹有街名龙兴里，并存“炀帝故里”碑。二十八年前，他的父亲杨坚(541—604）也出生在这里的一座般若寺中。开皇七年(587)，隋文帝杨坚来此“亲祠故社”，这里被称是“先帝所居”，北周时就建有其父的桓王庙。
杨坚出生前四年，即公元537年，同州以南发生的沙苑之战中，宇文泰大败高欢，这一胜利成为西魏、北周政权立足关中的奠基礼。因同州地处河东往长安的交通要道上，宇文泰常居此地以御北齐，杨坚的父亲杨忠(?一568)入关未久，便跟着他在这里安了家。
这是一个新兴的关陇军事贵族之家。北魏末年六镇起兵后的丧乱中，杨忠的父亲杨桢(?一526？)从武川(在今内蒙)避地中山(治今河北定县)，死于鲜于修礼的战事。此后杨忠跟随也是来自武川的独孤信(503--557)作战，北魏末永熙三年(534)，他们一起随孝武帝元修入关投奔武川的世交宇文泰；杨忠武艺绝伦，屡建战功，大统十六年(550)西魏府兵制初创时，独孤信名列八大柱国，杨忠也被授大将军勋衔，这两家都成为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中最显赫的家族。
《隋书&p;#8226;高祖纪上》称杨坚为弘农华阴人，汉太尉杨震之后，是执行宇文泰入关后的政策，“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攀附士族高门，伪冒为弘农杨氏。遍查史志碑传，未见杨坚先人与弘农杨氏有任何关联，其实只是来自武川那个没有士族的僻远军镇的军人，后因战功而成为西魏、北周的军事贵族。宇文泰、杨忠、李虎这一伙起自下层的关陇新贵，其出身、阅历、门第、思想倾向和旧门阀士族是迥然有别的，因此这些新贵结成关陇集团，凭手中掌握的西魏、北周、隋、初唐四朝政权，与旧族抗衡，成为摧毁腐朽的门阀政治的积极力量。
杨广又名英，小宇阿摩。他的兄弟也有睨地伐：阿祗等非汉族的名字，连他的爸爸也一度称普六茹坚。他的母亲独孤氏是匈奴人屠各部后裔。可以说这是二个民族血统参半的家庭。和他家庭背景极为相似的唐太宗，后来能够成为“天可汗”，是很得益于这样的家庭气氛的熏陶的。
杨广的母亲独孤氏，即隋文帝文献皇后(544—602)，是独孤信的第七女。杨广的长姐杨丽华(?一609)，是北周宣帝天元皇后。杨广出生时，父亲杨坚已袭爵为隋国公，因此他幼年即以父荫封雁门郡公。隋炀帝曾回忆自己：“昔从先朝周旋于此(博陵)，年甫八岁。”博陵即定州(治今河北定县)，这应指其父杨坚作为右三军总管，在建德五年(576)从周武帝宇文邕平齐之后，又于翌年与齐王，宇文宪破北齐任城王高浩于冀州(治今河北冀县)，任定州总管一事。但此时杨坚已被齐王宪和内史玉轨等盯上，疑心他“貌有反相”，周宣帝(559--580)也向他发出“必族灭尔家”的警告，杨坚迫不得已，“深自晦匿”，极力掩饰。小小年纪的杨广，已惯见战场厮杀的酷烈和政治旋涡的险恶。他是一个在非常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非常人才。
对于杨家来说，很快便时来运转。三十六岁的周武帝去世之后不过两年，其予周宣帝便因荒淫过度，在大象二年（580)五月驾崩了。这位年方二十二岁的天元皇帝，长子宇文衍(573—581)此时才八岁，杨坚作为皇太后之父，以外戚身份入主朝政。九个月后，周静帝“逊位于隋”，杨坚轻而易举地捡了令皇帝做，成为隋朝的开国君主。十三岁的杨广，作为天子的骄子，跃入了处于社会峰巅的皇家生活。
开皇元年(581)二月甲子(十四日)，隋文帝即皇帝位，当月乙亥(二十五日)，封雁门公杨广为晋王。丁丑(二十七日)，又任命他为并州总管，接替就任太师的李穆。翌年正月，又置河北行台尚书省于并州，以晋王广为尚书令。同时还置河南道行台尚书省于洛州(治今河南掐阳)，以第三子秦王俊为尚书令；置西南道行台尚书省于益州(治今四川成都)，以第四子蜀王秀为尚书今。“帝惩周室诸侯微弱，以亡天下，故分封诸王，并为行台，**方面。”想依靠亲子加强对国内要害地区的控制。
杨广的任所并州治晋阳，在今太原市西南约二十公里的晋源镇古城营村一带，是东魏’、北齐的别都。五六年前这里是北周同北齐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并且这里是防御北方突厥的军事重镇，所以隋文帝首先派次子杨广出藩镇守。
此时的杨广年仅十三岁，“朝廷妙选正人有文武才干者，为之僚佐”，“令项城公韶、安道公李徹导之。”
王韶(?—591)字子相，是太原晋阳本地人，北周以来累立军功。杨广镇守并州时，王韶为行台右仆射，视从二品。传称：“韶性刚直，王甚惮之，每事谘询，不致违于法度。”
李徹(?一599)字广达，朔方岩绿(今陕西靖边白城子)人，在北周平齐和取陈的淮南诸役之中，每为先锋，武功卓著。在隋为左武卫将军。从三品。传称：“性刚毅，有器干，伟容仪，多武艺。”杨广出镇并州，“诏徹总晋王府军事”。
隋文帝特意安排了隆重的拜官仪式，隋炀帝后来回忆当时的场面说：
我昔阶缘恩宠，启封晋阳，出藩之初，时年十二。先帝立我西朝堂，乃令高须、虞庆则、元旻等从内送王子相于我。于时诫我曰：“以汝幼冲，未更世事，今令子相作辅于汝，事无大小，皆可委之。无得昵近小人，疏远子相。若从我言者，有益于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用此言，唯国及身，败无日矣!”吾受敕之后，奉以周旋，不敢失坠。
王韶、李徹忠于职守，颇有建树。有一次王韶奉使巡检长城工程。乘其外出，晋王“穿池，起三山”，稍有放纵，王韶便“自锁而谏，王谢而罢之”。隋文帝“闻而嘉叹，赐金百两，并后宫四人”。开皇三年(583)隋以卫王杨爽等为行军元帅，分八道大规模出塞，反击突厥，在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西北大青山南北通道)遇沙体略可汗的主力，李徹赞成李充的主张，趁突厥轻敌无备，用精兵突袭，终于力挫突厥锐气，取得大胜，不可一世的沙钵略从此屈膝称藩。隋文帝对他俩寄以柱石之望，结果非常满意，认为“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广达”，是坐镇一方的藩王最理想的僚佐。
还有一位出身于山东士族高门的李雄(?—583)，赵郡高邑(今在河北)人。“家世并以学业自通，雄独习骑射……不守章句”。在北周战功卓著，入隋，拜鸿胪卿，正三品，随晋王往并州，出任河北行台兵郭、尚书。隋文帝嘱咐：“吾儿既少，更事未多，以卿兼文武才，今推诚相委，吾无北顾之忧矣。”李雄慷慨应命。雄“当官正直，佩然有不可犯之色，王甚敬惮，吏民称焉。”
李雄到任年余便去世，杨广和王韶、李徹的关系一直保持到平陈之后。开皇末王韶死后，杨广仍深情地怀念着他，自己做了皇帝后还说：“微子相之力，吾无今日矣!”追赠他为司徒、尚书令。
晋王在王韶他们的辅导下，表现得“好学，善属文，沉深严重”。有一次外出观猎，不巧遇雨，左右的人给他披上油衣遮蔽，他说：“士卒皆沾湿，我独衣此乎!”让把油衣拿走。这样，他不仅很早就取得了政治经验，又积累了政绩声誉。少年的杨广已使“朝野属望”。隋文帝密令一个名叫来和的善于看相的人，给他五个儿子都相一下面，来和说：“晋王眉上双骨隆起，贵不可言。”就是这种社会舆论的反映。
正当杨广春风得意之时，父皇母后又为他物色了妻室。开皇四年(584)，梁主萧岿之女嫁到皇隋做了晋王正妃。这时新郎杨广才虚岁十六。
萧妃（570—647）是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人。萧家是晋末丧乱时从北方兰陵郡(治今山东苍山兰陵镇)迁来，族本寒微。刘宋建立后，因是刘裕外家(刘裕继母姓萧)，日渐富贵。萧家出了南齐、萧梁两朝皇帝后，成为侨姓中与王、谢、袁等并列的大姓。萧妃的高祖萧衍攻灭本族远亲的南齐，建萧梁政权，他就是著名的梁武帝。其子昭明太子萧统是萧妃的曾祖父。萧梁政权在侯景之乱中崩溃，萧妃的祖父萧祭乞师于西魏，在西魏恭帝元年(554)靠于谨、杨忠(隋炀帝祖父)，攻杀其叔父梁元帝萧绎，立国于江棱。他在其国内称皇帝，对西魏、北周称臣，史称后梁，是个附庸国。
隋文帝篡周，立足未稳，为避免四面树敌，极力笼络梁主，受禅之初，“遣使赐金五百两，银千两，布帛万匹，马五百匹”。开皇四年(584)正月，萧岿朝长安，“上甚敬焉，诏岿位在王公之上。……月余归藩，帝亲饯于产水之上”。也正是此时，出于政治联姻的目的，决定在梁室待聘女子中为晋王杨广选妃。先定下联姻之事，而后找人。“遍占诸女，诸女皆不吉。岿迎后于舅氏，令使者占之，曰：‘吉’，于是遂策为王妃。”
萧妃，后来成为隋炀帝萧皇后，她虽是后梁明帝萧岿(542—585)之女，但因出生于二月，扛南风俗，二月生予者不单，所以由叔父萧岌收养。不久，萧岌和婶婶双双去世，又转到娘舅张轲家，“轲甚贫窭，后躬亲劳苦”。十三国岁出嫁时，她已是一个很懂事的女孩子了。她一副好性格，是在少年时代这样的经历中磨炼出来的。
史称“萧后初归藩邸，有辅佐君子之心”。她“性婉顺，有智识，好学解属文，颇知占候。高祖大善之，帝甚宠敬焉”。隋文帝特别喜欢这个聪慧的儿媳，大约和她从下层生活中带来的朴实气质有关。她和杨广从此在一起和谐地生活了三十五年，休戚与共，至死不渝，是帝王家一对难得的结发夫妻。
萧妃于归，快乐皇子杨广有了一个好妻子，生活充满了阳光。他虽远离父母，但在严师和贤妻的辅佐下，迅速成长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二、出类拔萃率军灭陈
开皇六年(586)闰八月，十八岁的晋王杨广应召入朝。十月，被任命为雍州牧、内史令。雍州即京兆郡，因而入主国都长安行政，并理朝政近两年。
此间，隋文帝曾“幸晋王第”。《隋书&p;#8226;炀帝纪上》所说：“高祖幸上所居第，见乐器弦多断绝，又有尘埃，若不用者，以为不好声妓，善之。”这大概是开皇七年(587)四月间的事。在萧妃最初的影响下，杨广若有此表现，并非不合情理。隋纪又谓：“上尤自矫饰，当时称为仁孝。”这后半句无疑是那时包括所有婢仆在内，人们对杨广一般看法的实录；前半句，斥之为故意做作的“矫饰”，就是史家未必允当的揣度了。我们应当给与严父、尊师的约束，特别是尚未泯灭从下层民间带来简朴作风的萧妃的影响以充分的估计。况且要说初涉人事的杨广，已抱有某种政治目的而处处矫饰，能骗过老成的父母，也是不大符合才十八虚岁的男孩的心理水准的。
开皇八年(588)十月，置淮南行台省于寿春(治今安徽寿县)，以晋王杨广为尚书令。同月部署了八路伐陈的兵力，晋王被任命为隋军统帅。既然皇帝不亲征，太子作为国本留居京师不宜选出，次子杨广、将成年的亲王便自然是统帅的当然人选。这次意义重大的统一战争，给了他第一次在历史舞台上建功立业、崭露头角的宝贵机会。
平陈一役，隋廷蓄谋已久。隋朝继承北周时，已与陈国隔江对峙。隋文帝开皇元年(581)二月在任命晋王杨广为并州总管后，三月即又任命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韩擒虎为庐州总管，分别在江北的广陵(治今江苏扬州)、庐州(治今安徽合肥)，从东北、西北两个方向虎视建康(今江苏南京)的陈政权，准备实现其“并吞江南之志”。
当年九月指派尚书左仆射高颖节度诸军攻陈。旋因二年正月陈宣帝去世，陈遣使请和，归还去年攻占的江北胡墅(今江苏**西南)。隋文帝“矜其丧祸，仍诏班师”。表面上豁达大度，“礼不伐丧”，实际是隋廷改变了两面出击的战略，要全力对付来自北方的主要危胁——突厥。此后表面上两国使臣交聘往来，但灭陈的既定方针不变。
开皇五年(585)萧岿朝隋后返江陵时，隋文帝亲热地拉着他的手说：“梁主久滞荆楚，未复旧都，故乡之念，良轸怀抱。朕当振旅长江，相送旋反耳。”道出灭陈夙志。这时经过开皇三四年成功的军事反击和离间分化，突厥诸部已陆续降附称臣，隋室又可以腾出手来面对南方了。
开皇七年（587)八月，隋文帝将萧妃的长兄梁主萧琮(585—587在位)君臣二百人召到长安，九月废梁国。此后，平灭陈国之事便又提到日程上来。
开皇八年(588)三月，隋文帝下诏伐陈。斥责陈后主陈叔宝：“据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险，劫夺闾阎，资产俱竭，驱蹙内外，劳役弗已。征责女子，擅造宫室，日增月益，止足无期，帷薄嫔嫱，有逾万数。宝衣玉食，穷奢极侈，淫声乐饮，俾昼作夜。斩直言之客，灭无罪之家，剖人之肝，分人之血。……自古昏乱，罕或能比。”决心“应机诛殄”，“永清吴、越”。这个“一人后庭，数旬不出”，“荒于酒色，不恤政事”的昏君在位，给了隋军灭陈、完成统一的绝好机会。
十月，杨广受命任淮南行台尚书令。他和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并为行军元帅，但九十总管、五十一万八千大军“皆受晋王节度”。十一月饯行、誓师后，在“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的长江沿线出击。杨广这时向陈尚书令江总发出《遗陈尚书江总檄》。这篇他署名的文件，论述了中国治乱纷争终归一统的历史大势，交代了“唯废伪主”，百官归命可以“身保荣贵”的政策。这篇收入《文苑英华》的檄文略曰：
寡人忝膺朝寄，董律专征，跋涉山川，今次江际。公等文儒自立，器用适时，冠盖二世，齿德兼重。孔老殊教，名墨异家，金匮珠韬，银编玉策，莫不誊于舌抄，散在笔端。邃古成败之机，近代安危之迹，照同悬镜，明若观火，无待指南，自应神悟。……自穹昊生民，树之司牧，羲轩以降，书契可记。咸一姓承五行，四海无两帝。汉道云季，三方鼎立，时惟版荡，世匪休明，当涂起而蜀亡，典午兴而吴灭。永嘉丧乱，紫宸旷生，刘石符姚之俦，伪夏僭燕之丑，妄尘大宝，事乖图录。魏室乘时，兆基朔野，经始嵩洛，未暇江湖。有周受命，敌非齐氏，务在兼并，不遑外略。蕞尔吴越，自相君长，窃拟王者之仪，妄谈天子之气，偷安假息，绵历世祀。我大隋之肇开宝祚，光有神卅，皇帝感曜魄之灵，应太微之座。千年启圣，万代一时，深仁至德，宁济群品。越海穷河，东渐西被，旄头之属，历代之羁，作我臣民，匍匐服裳。惟彼江表，独隔皇风，夫物极则反，否终斯泰。郭璞有云：年经三百，天下大同。兹安玄运巳定于前，圣主膺期而出，欲以区区之陈国，违上天之冥数，其不可弃者一也。大必苞小，天地之常规；明能通暗，日月之常理。论道德，以唐陶而征有苗；语众寡，举海内而当群小。……彼之兵士，不过十万，首尾分布，所在危急。……此不可存者二也。……丰侯好酒，实丧厥邦；梁伯役民，溃其宗社。彼之伪主，覆车是袭，日夜沉湎，曾无节度，缮造宫室，莫知穷已。竭四民之产，荒纵其心；敛百姓之哀，以为己乐。宝衣玉食，填积后宫；短褐粗饘，不充编户。一介之善，蔑尔无闻；五子之歌，宛然悉备。虽欲勿丧，其可得乎？此不可存者三也。伪主忌能护短，酷法淫刑，骨鲠之臣，尽见残斥，谏诤之士，皆被屠害，退迩结舌，衣冠解体。……此不可存者四也。……吊民伐罪，已有别诏，惟废伪主之身，自余士庶，普从肆箐。……刘叔纳谯周之计而获存，孙皓用薛莹之词而致福。此二予者，终有良臣之誉，皆无陷君之讥。何则?所耻者小，所存者大。若宪章往彦，聿遵前轨，则伪主事封侯之业，祖祢延血食之期江东士民，实受其赐，公等身保荣贵，名垂竹帛，岂不美欤！若胶柱不移，守迷莫变，率其蚁众，敢拒玉师，军有常刑，悔无及矣，祸成俄顷，宜早图之。……杨广白。
这篇洋洋千言的劝降书交来使捎去后，未见江总有何反应。这时陈廷君臣深深迷信着长江天堑和金陵王气，对大军压境还满不在乎。陈叔宝说：“王气在此，齐兵三度来，周兵再度至，无不摧没。虏今来者必自败。”都官尚书孔范附和说：“长江天堑，古来限隔，虏军岂能飞度?”后主同他的文人狎客们依旧“奉伎纵酒，作诗不辍”。
平陈前，隋文帝使高颖问方略于李德林，以授晋王。实际隋军在长江全线发动攻势的战略，是根据崔仲方的建议制定的。战役首先由杨素和杨俊在中游打响，消灭或牵制住上方的陈军，使之不能声援下游陈军。接着在开皇九年（589)正月一日，趁陈军沉浸在五日酒宴之机，隋军在长江下游发起总攻。贺若弼自广陵渡江攻占京口(今江苏镇江)，韩擒虎自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渡江袭取采石(在今安徽当涂境)，迅速向建康合围。渡江后一周，贺若弼就进据建康东门外的钟山，韩擒虎也进到西南城郊白鹭洲附近的新林。
总攻开始时，杨广亲率大军屯建康正北方向的**镇桃叶山(在今江苏**东南瓜埠)。陈廷遣南豫州刺史樊猛与左卫将军蒋元逊，将青龙舰八十艘巡弋于白下以御**兵，防守今南京城北金川门下筑有白下城的滨江要地，贺若弼、韩擒虎两军渡江时，杨广也振行军总管宇文述率三万兵由桃叶山渡江，夺取了石头山(在今江苏江宁西北)。而后遣总管社彦与韩擒虎合军，步骑二万屯于新林。杨广并将合围建康城的消息报告皇帝。隋文帝闻讯大喜，宴赐群臣以示庆祝。
正月二十日，举棋不定的陈后主忽然仓促决定出击，十余万陈军在城东排出二十里长蛇阵与隋军决战。隋军大胜，当天占领建康，俘获了陈叔宝。当时他藏身在景阳井中，开始隋军怎么喊他也不应，待井上扬言要落石，下面才惊叫起来，军士放下绳去、往上拽时感到特别沉重，原来陈叔宝将自己与宠妃张丽华汛贵嫔捆在呻起，一道上来了。隋文帝听到这故事时，惊奇不已。
两天后，晋王入据台城，将陈后主关押在东宫，斩施文庆、沈客卿、阳慧朗、徐析、史暨慧等“五佞”于石阙下，以谢三吴。又“使高颖与元帅府记室裴矩收图籍，封府库，资财一无所取，天下皆称广，以为贤”。
此役隋军纪律严明。贺若弼渡江后，“军令严肃，秋毫不犯，有军士于民间沽酒者，弼立斩之”。战后杨广又立即处置一些将领的违纪行为，首当其冲的，却是这位名将。因决战时，贺若弼不等统一号令，便擅自以本部八千兵出击，攻陈军十万兵的长蛇阵。初战失利，死二百七十二人，虽后来击孔范部得手，转败为胜，但先期决战，违军令，杨广将他收以属吏，关押待审。隋文帝驿传诏令杨广：“平定江表，弼与韩擒虎之力也。”非但不加罪，还赐物万段，褒美赏功。
还有一个王颁，是被陈高祖袭杀的王僧辩之子，私自夜发陈高祖陵，焚骨取灰，投水而饮之，报了杀父之仇。事后自缚，向杨广请罪。杨广报告了皇帝，心境极好的隋文帝命赦而不问。
建康平后，晋王命陈叔宝手书招上江诸将，派降将樊毅持书去找守江夏(治今武汉市武昌)的陈水军都督周罗喉，派陈荆州刺史陈慧纪之子陈正业去公安找其父。当时陈慧纪率将士三万、楼船千余艘，正准备入援建康。杨广招降此二人的计划成功，上江皆平。
岭南一时还在高凉郡(治安宁，今广西阳江西)太夫人洗氏等控制下，晋王又命陈叔宝致书夫人，谕以国亡，使之归隋。岭南诸州亦定。
于是陈国皆平，共得州三十，郡一百，县四百。自西晋末以来分裂近三百年的南方，终于又与北方归为一统。
三月，杨广班师回朝，留王韶镇石头城，委以后事。至此大功告成。晋王在给智（山己页）和尚的一封信中谈及自己“近年奉诏专征，吊民伐罪，江东混一，海内义宁，塔安其堵，市不易业。斯亦智者，备所明见”。事情果能若尔，他便完全无愧于天下称贤的美誉。
关于杨广平陈之事，人们有一点争议。
有说平陈一事，完全是隋文帝的决策，高颖执行的功劳。确实，从一开始隋文帝便交给高频统筹，伐陈时名义上杨广任统帅，实际上左仆射高颖为晋王元帅长史，右仆射王韶为司马，“军中事皆取决焉”，军务是他俩主持的。事后隋文帝还说过：“晋王以幼稚出藩，遂能克平吴、越，绥静江湖，子相之力也。”但从上文大量引述可知，晋王广也并非完全不视事，一些重大事务，还是他经手处理的，正因为如此才和高颖等发生一些冲突。大业五年(609)处决薛道衡(平陈时任行台尚书吏部郎)时，做了皇帝的杨广犹有余怒地回忆平陈事，说：“我少时与此人相随行役，轻我童稚，共高颖、贺若弼等外擅威权，自知罪当诬罔。及我即位，怀不自安……”这话反映出杨广自小就养成了自我中心的性格，也暗示出这位元帅在用权上同他的辅臣有过矛盾。
据《隋书&p;#8226;高颖传》和《资治通鉴》记载，攻下建康后，杨广曾派任自己记室的高颖的儿子高德弘飞马进城去找高颖，告诉他自己“欲纳陈主宠姬张丽华”，命他留人。高颖说：“昔太公蒙面以斩妲己，今岂可留丽华!”没理睬儿子传的话，斩张丽华于青溪。高德弘回去报告此事，杨广变了脸，发誓：“我必有以报高公矣!”由是恨颖。史家认为由此种下后来炀帝杀高颖的根由。致使在历史上非常辉煌的平陈大业这一页上，也因而留下了一片阴影。
但《陈书》和《南史》的记载与《隋书》、《资治通鉴》不同，《陈书》记为：“晋王广命斩贵妃，膀于青溪中桥。”《南史》也记作“晋王广命斩之于青溪中桥。”后来《通志》承袭此说。《陈书》的著者姚思廉(557—637)，《南史》的著者李延寿继承了他父亲李大师(570—628)的草稿旧本，他们和魏徵(579—642)是同时代人，贞观年间同在史馆，接触史料的机会是一样的，但关于张丽华之死的记载如此相悖，令人疑惑。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同是《隋书》，高宗永徽元年(650)成书的《伍代史志》部分，关于张丽华之死的记载就和贞观十年(636)成书的、由魏徵、颜师古等人撰写的纪、传部分的记法就有不同。李淳风执笔的《五行志》记为：“隋师执张贵妃而戮之”，他大概发现了同于贞观十年(636)成书的《陈书》和《隋书》关于张贵妃之死是晋王广或高颖诛杀的差舛，便回避了下令人的名字，含糊其词为“隋师”。九年后，李延寿于显庆四年(659)完成的《南史》又恢复了《陈书》的记法，明确是晋王广命斩张丽华的。他这样处理，应是审核史料之后作出的抉择。
于理，高颖在俘获陈后主、张贵妃、孔贵嫔之后，并不能私自对他们作出人事方面的处置，五佞也是过了两天杨广人城后主持斩决的。高频非要逆杨广之意，故意越权(高颖只被授与节度三军的兵权)杀后宫妃子，事诚可疑。不能不令人想到，魏徵和后来在《陈书》、《隋书》、《南史》三部书中偏偏择抄魏徵观点的司马光，是不是别有用心。篡改那位“发长七尺，髯黑如漆，其光可鉴”，“飘若神仙”的美女张丽华之死的真相，来编造杨广的桃色新闻，是很容易取得宣传效应的。
三、弘扬佛儒开一代风
开皇十年(590)，江南士族高智慧等人起兵作乱，晋王杨广又一次出镇扬州，到开皇二十年(600)为皇太子时去职，在任整整十年。
这次镇扬州，他被赋与很大权力，头衔是“使持节、上国枉、太尉公、扬州总管诸军事、扬州刺史”。正像智（山己页）和尚说的：“至尊以晋王殿下有文武奇才，故遍加委任，江南诸州，事无大小，皆由决判。”但他是两度带兵南下的征服者，要被南方人民接受，必须改善自己的形象。汲取苏威用惩罚的办法强制推行五教和政令，激起南方普遍反抗的教训，改而求诸宗教和儒学。这时期里，他十分引人注目地对佛教和儒学表现出极大的热心，目的是利用宗教和儒学沟通南北僧俗隔阂已久豹心声，消弥南方人民的反隋感情。在平陈、平叛后继续镇守扬州的晋王，将这视为自己头等的政治使命。这是他和南方佛教首领智颤等一批和尚，及以柳誓为首的一批文入学士亲密交往的大背景。赖特(rthrf)博士很有见地地称之为隋朝的一种“文化战略”。杨广是这一战略的灵魂。
首先说佛教。
佛教传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为时甚早，佛教初传的一些史料出自这一带。如汉光武帝之予楚王刘英(?一71)，晚年“尚浮屠之仁祠”，当时他的封国在苏北临淮处。这位王公贵人中最先好尚礼佛的楚王，是明帝的异母弟，明帝就是最早派蔡情等人西行求法的中原皇帝，于永平十年(67)迎回中天竺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到洛阳，建白马寺译经，此举被认为是“汉地沙门之始”。这与刘英学为浮屠几乎是同时的事。我国佛教史上又一较早的事例，东汉末黄巾兴起时，笮融在广陵(治今江苏扬州市)、下邳(治今江苏睢宁西北)、彭城(治今江苏徐州市)“大起浮屠寺”，浴佛时，“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近年学术界有主张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中有我国最早的东汉桓灵帝时期的佛教石刻。于是产生了佛教从西北丝路还是从东南沿海首先传入我国中原地区的学术问题。
东汉以后六朝时期，东南一带佛教盛行不衰。梁武帝萧衍(464—549)四次舍身同泰寺，群臣一再以一亿万钱为他赎身。“南朝四百七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一派香烟缭绕的景象。整个南方社会上上下下弥漫着浓烈的，宗教气氛。隋军平陈以来连年作战，寺庙遭兵火毁损严重，成为人们心灵上的创伤，全看新的统治者如何治疗平复了。
隋文帝杨坚出生在冯翊(今陕西大荔)的般若寺中，且由一位女尼抚养大。独孤皇后更是笃信拂教。家庭佞佛的传统，从小就影响了杨广的信仰，促使他接受佛教。但在平叛之后的开皇十一年(591)，杨广亲受菩萨戒，甘心做一名菩萨弟子，事情就有点出格了。
在《受菩萨戒疏》中，他自称：“弟子基承积善，生在皇家，庭训早趋，贻教夙渐，福理攸钟，妙机须悟。”回顾了家庭的影响。在这篇疏文中，他还说到：“以此胜福，奉资至尊皇后。”后来他还不时让和尚度人出家，为皇后祈福，用意都是讨取母后的欢心。然而有点做作的受戒的举动，总是令人费思量。像是模仿南朝遗民记忆犹新的梁武帝萧老儿，又像是在超前实践“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教义。总之是想藉此树立一个让南方人比较熟悉、比较容易接受的形象吧。
菩萨戒，在佛教戒律中和普通的五戒、十戒、具足戒有别，属大乘戒。晋王杨广这次受戒，仪式空前隆重。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扬州大听寺设千僧斋，专门从天台山请来智颤作他的戒师。智颤禅师(538—597)，“童真出家……年将耳顺”，一向“先物后己，谦挹盛风，名闻普间，众所知识”，尤精《法华经》，能一段段一字字将经文宣讲明白，创立了中国佛教最重要的宗派之——天台宗。当时已是南方著名的宗教领袖。杨广特别想借重这位高僧的名望，扩大自己的影响。
佛籍中现在还留存着晋王和智颤往来的几十封书信。智（山己页）为这位表示愿“生生世世长为大师弟子”的亲王说了许多好话。盛赞“晋王殿下，道贯古今，允文允武，二南未足比其功；多才多艺，两献无以齐其德。茂绩振于山西，英声驰于江左。管淮海之地，化吴会之民。……今太平之世，路不拾遗。”竭诚拥戴杨广为“总持菩萨”，还给杨广送去“菩萨天冠”，为他的统治添上一道宗教的灵光。
智颤当然也有自己的目的，和这位王爷交往，可以不时得到许多布施，有一次就从江州(治寻阳，今江西九江)正仓拨给东林寺“法衣六件，盐一百斛，米一百斛”。更要紧的是，不久前北朝周武帝灭佛的余悸，和平陈以来战乱的破坏，使僧侣们急于要在最高统治层中找保护伞。智颤曾一再致书杨广，径请他做匡山（庐山)京林、峰顶两寺和天台、玉泉、十住三寺的檀越，即施主。东林寺是东晋慧远大师(334—416)创建的净土宗第一祖庭，‘德布遐方，声高霄汉”，“然山下伽蓝，偏近驿道，行人归去，颇成混杂”，求助杨广出面，“庶藉影响”，免受骚扰，“众得安心”。开皇十年平叛战役中，寺院也遭到破坏，可是官府还“掳剔伽蓝”，拆庙盖房。智颤上书，转去蒋州(治石头城，在今江苏南京)奉诚寺慧文律师的告急信，恳求：“若谓寺多州少，国或不听，方便善权，仰由安立。若须营造，治茸城隍，江南竹木之乡，采伐弥易。仰希弘纽，提拔将沉。”请杨广挽救故寺。杨广也承认，“虚廊檐宇，会当倒压，所以移来，还充寺馆。其外椽版，权借筑城。若空寺步廊，有完全者，亦贷为府解。”府解即府廨，办公室。杨广承认官府是拆迁了一些将坍塌的庙宇的建材，用于构筑蒋州城和官衙楼馆。不过杨广处理此案时并不光凭条子讲面子，考虑到财政的实际困难，表示“须一二年间，民力展息，即于上江结筏，以新酬故”。没有答应当时就解决。回信还要智颇多作解释，安抚远近僧众。
杨广和智（山己页）相互照应，彼此谅解。智颤圆寂后，杨广遣使吊唁，并设周忌，真诚地哀悼。开皇十八年(598)，即为智（山己页）常驻的天台山修天台寺。大业元年(605)，改名国清寺，取意“寺若立，国土即清”。迄今，隋炀帝创建的这座名寺，仍与山东灵岩寺、湖北玉泉寺、江苏栖霞寺并称为我国古代四大丛林，因是我国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被奉为日本佛教天台宗的祖庭。至今一株隋梅生意盎然，主干神奇地枯而复生，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再说儒学。
“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按当时的说法，佛教有“笃父子，正君臣，尚忠节，重仁义，贵廉让，贱贪鄙，开政化之本源，凿生民之耳目”的功效。隋炀帝深通此道，他雅好儒士，读书撰述，整理图书，大力办学，在文化建设上多有建树。
他在扬州总管任上时，大量网罗才学之土，现在知名的王府学士和扬州博士便有柳晋、诸葛颍、虞世南、王胄、王窑、朱场、庾自直、潘徽、虞绰等人，其中柳（巧言）来自梁国，诸葛颍来自北齐，其余虞世南等全都来自陈国，全是声誉颇高的文人，杨广闻名礼聘来的。还有一个薛道衡(539---609)，平陈时为淮南道行台尚书吏部郎，兼掌文翰。高颖对他的才学和筹略大为称赞。平陈后在吏部侍郎任上坐事除名，配防岭表。杨广求才心切，让人转告他，从扬州路走，届时上奏留他在王府。可是薛道衡不愿意，用汉王谅之计，出江陵道而去。杨广对此心里很不痛快，“然爱其才，犹颇见礼”。
晋王杨广身边的这批文人学士以柳（巧言）(字顾言，一605)为首，“王以师友处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润色，然后示人。……初，王属文，为庾信体，及见（巧言）已后，文体遂变”。无疑是受到了词藻淫丽的南方艳体文学的影响。但当时隋文帝“每念斫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强制转变文风的复古运动，对杨广也有影响。因此，“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后来“发言降诏，辞义可观”。人们高度评价他的“《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魏徵在这里总算给了一点“君子不以人废言”的评论。现代文学史家更有论及：“隋炀帝的《江都宫乐歌》，形式上比度信的(乌夜啼)更接近唐代的七律。”我们录此二诗，请体味唐诗之前诗坛的演变轨迹。
乌夜啼
促柱繁弦非子夜，歌声舞态异前溪。
御史府中何处宿，洛阳城头那得栖。
弹琴蜀郡卓家女，织锦秦川窦氏妻。
讵不自惊长泪落，到头啼鸟恒夜啼。
(庾信)
江都宫乐歌
扬州旧处可淹留，台榭高明复好游。
风亭芳树迎早夏，长阜麦陇送余秋。
渌潭桂揖浮青雀，果下金鞍跃紫骝。
绿觞素蚁流霞饮，长袖清歌乐戏州。
(炀帝)
史称：“帝好读书著述，自为扬州总管，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为帝，前后近二十载，修撰未尝暂停；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及至蒲博、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余卷。”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当时印刷术在难产中，自秦代以来，图书又数遭厄难。北周图书，方盈万卷，平齐所得，才加五千。隋文帝按牛弘建议才下诏，“献书一卷，赉缣一匹”。隋军平陈，“既破丹阳，晋王广令矩与高颖收陈图籍”，保护下一批图书。于是“经籍渐备”，整理成三万余卷。比较隋初的一万五千余卷御书单本和隋文帝后来整理好、藏于宫中和秘书监的那三万余卷，隋炀帝这又组织撰写的一万七千余卷新书，是份量很大的成果。他在位时又命担任了秘书监的柳（巧言）整理西京嘉则殿藏书，“得正御本三万七千余卷，纳于东都修文殿。又写五十副本，简为三品，分置西京、东都宫&p;#8226;省&p;#8226;官府，其正书皆装翦华净，宝轴锦襟”。实在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为读这些书，隋炀帝又“於观文殿前为书室十四间，窗户床褥厨幔，咸极珍丽，每三间开方，户垂锦幔，上有二飞仙，户外地中施机发，帝幸书室，有宫人执香炉，前行践机，则飞仙下，收幔而上，户扉及厨扉自启，帝出，则垂闭复故”。这应是世界上最早的机器人装置了，可惜现在还没有人能将它复原。
隋炀帝著有文集五十五卷，卷帙浩繁，为隋代之冠。《全隋文》中存四卷，《全隋诗》中存诗四五十首。特别是那些夹带脂粉轻薄气味的梁陈宫体诗，无法叫人恭维，但另一些气势磅礴的政论和不乏高古清俊诗意的佳作，总是要让人对这位有很高文化素养的皇帝刮目相看。
仁寿年中(601—604)杨广为太子，东宫学士仍是柳（巧言）一班旧人，出入卧内，亲热无比。炀帝即位，柳（巧言）拜秘书监，“帝退朝之后，便命入阁，言宴讽读，终日而罢。帝每与嫔后对酒，时逢兴会，辄遣命之至，与同榻共席，恩若友朋”。炀帝一直喜欢读书，喜欢在读书人的圈子里生活度日。夜里留他们在宫里不方便，他感到懊丧。“帝犹恨不能夜召，于是命匠刻本偶人，施机关，能坐起拜伏，以像于（巧言）。帝每在月下对酒，辄令官人置之于座，与相酬酢，而为欢笑。”又玩起机器人的把戏。
不过一年光景，柳（巧言）病死。隋炀帝的文学侍从班于改组，“(虞绰)与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居禁中，以文翰待诏，恩盼隆洽”。这时候庾自直为隋炀帝改文章。“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诋河。自直所难，帝辄改之，或至于再三，俟其称善，然后方出。”大家编撰的书稿则往往山虞绰负责删削，隋炀帝看了总是称赞改得好。这些材料使我们相信隋炀帝好读书撰述是实，诗文也多出自他本人之手，不像后来的一些无聊皇帝和慈禧等人，署名御笔的几个字都要别人代劳。
除了本人身体力行潜心于儒学文化，隋炀帝还大力兴学办教育，这在后面我们用专门篇章谈。
佛教和儒学的发展，在历史上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是不可以用一句话简单地否定的。诚然我们看到了佛教和儒学传播产生的许多基本的消极影响，但是它们又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心理和世界观，甚至曾经作为学术和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发挥作用。我国乃至人类历史上多少科学发现和文明进步，是在神学和儒学外衣的掩护下得以实现的。因此，对隋炀帝弘扬佛教、发展儒学的所作所为当作如何评价，恐怕还必须经过具体细致的分析研究。现在我们至少可以说，他借助佛儒作为沟通南北人心的联络渠道，稳定南人情绪，巩固统一局面，是成功的，起到了“故陈之境内，给复十年”的经济政策和优待陈叔宝君臣、销毁兵器等军政措施所不及的作用。在开皇十年平叛后，得力于坐镇扬州的晋王上述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工作，南方的形势终于稳定下来了。
对于杨广个人来说，也藉此赢得了一批僧俗群众，在东南地区扎下了政治根基。特别是那批追随他的文人学士，名义上是以读书修撰为名聚拢起来，而中国的儒生一向是有议政传统的，他们和晋王在一起，也研究政治，窥测形势，筹划着未来的宏图大业，这是雄心勃勃的晋王积聚政治实力的方便形式。在中国，养士和招引学士之风由来已久，杨广置王府学土至百人的规模和他的成功，直接启示了他之后的李世民、李泰、武则天。他们也召秦府学士、魏王府学士、北门学士，成为各自在政治上起步的垫脚石。杨广开启的这一代风气，在历史舞台上导演了一幕幕百舸争流式的活剧，在优胜劣败的角逐中，一代代风流人物轮番主政，并力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上留下隋唐辉煌的篇章。
开皇二十年(600)，突厥达头可汗进犯北方边境，文帝命杨广与杨素、史万岁、汉王杨谅率军分道出击。杨广部下的泰州总管长孙晟熟悉突厥的山川形势，风俗人情，建议于泉水上游置毒，西突厥人畜饮者皆死，于是退走。晟率军追击，西突厥大败而归。
这样，杨广既曾为平陈的军事统帅，又曾镇守并州，北御突厥，和隋朝诸多功臣相比也许不怎么出类拔萃，但在杨坚的诸皇子中，其功勋可称得上是佼佼者了。
四、夺嫡弑父大兴土木
隋文帝杨坚共有5个儿子，长子名勇，次子杨广，三子秦王俊，四子蜀王秀，五子汉王谅。兄弟五人都是独孤皇后所生，一母同胞。按说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对儿子不会厚此薄彼，兄弟们也不存在同父异母的隔阂，该不会发生骨肉相残的惨剧，但事实恰恰与常理相反，封建统治者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父子、兄弟相残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随着杨广政治资本的增加，越来越滋长了他继承皇位的奢望。可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嫡长继承制，次子是不能继承皇位的。早在杨坚当皇帝不久，就立长子杨勇为皇太子，成为法定的皇位继承人。如无意外，杨广是捞不到皇帝的宝座的。
但是，杨广并非甘居杨勇之下的庸庸之辈。他有南征北战的功业和威望，有矫揉造作、沽名钓誉的心机，又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险恶用心，凭着这些资本，他要和杨勇进行一番你死我活的较量。在权力之争面前他毫不眷恋手足之情，也决不能有半点的心慈手软。
杨广明白，要夺得太子的地位，一是要讨皇帝老子的欢心，二是要笼络自己的亲信党羽，按照这两个策略，他同隋文帝杨坚、太子杨勇演出了一幕惊险残酷，精彩圆满的篡夺皇位的历史剧。
原来，太子杨勇是一个没有心机，我行我素的浑小子。他既没留心杨广的夺嫡阴谋，也不会虚情假意讨父母的欢心。他明知母亲独孤皇后痛恨男子宠爱姬妾，却明目张胆地喜好女色，把父母为他娶的嫡妻元氏冷落一边，与其他的姬妾吃喝玩乐。尤其宠幸昭训云氏，使独孤后十分不满。事也凑巧，这位红颜薄命的元氏突遇心病，两天便一命呜呼了。独孤后认为被杨勇毒死，时常训斥他。再加上杨勇和姬妾们接二连三地生了十几个孩子，在那多子多福的社会里竟没给独孤后带来一丝喜欢，反而更加对杨勇咬牙切齿。
隋文帝杨坚是—个比较俭约的皇帝，可杨勇偏不讨他喜欢。杨勇有一套蜀人精工制作的铠甲，他还嫌不够华丽，又装饰上漂亮的花纹，杨坚看了自然不高兴，训导了他一顿。冬至那天，杨勇大张旗鼓地接受百官朝贺，隋文帝生怕大臣们和太子关系过密，影响自己的皇权，这又触犯了他的忌讳。于是父子之间渐生猜忌。夫妻俩既然都不喜欢这个太子，杨勇太子的地位就开始动摇了。
杨广本来就是一个善于耍阴谋权术的人，又存心算计杨勇，在这些方面作得天衣无缝。为了迎合独孤后，他只和王妃萧氏居处，每当和后庭的女人生了孩子就杀掉。父母每派人来，他都亲自和萧妃到门口迎接，并用丰盛的酒饭招待，临走再送上礼物。这些人得了好处，都在文帝和独孤皇后面前称道杨广仁孝。有时文帝和独孤皇后到杨广那儿去，他便把年轻貌美的姬妾藏起来，让年老丑陋的人穿上粗劣衣服服侍文帝和独孤后，文帝夫妇见杨广节俭而又不好声色就更加宠爱他了。杨广还用同样的方式敬待朝中大臣，大臣们也都称道他。这样，在朝廷中外，他获得了普遍的好感，声望越来越高了。于是，杨广开始施展阴谋，颠覆哥哥杨勇的皇太子的位置。
杨广任杨州总管时，趁入宫辞别独孤皇后的机会，故意跪在母亲面前痛苦流涕，好象不知离开母亲心里有多难过，又好象受了多大委屈似地说：“我平日以至诚对待兄弟，不知为啥得罪了皇太子，早晚要遭他毒手，死在他手里。”独孤皇后马上联想起太子的种种坏处，更加火上加油，愤愤地说：“睨地伐(杨勇的小名)越发让人不能忍耐了，我给他娶元氏女，他将人家毒死，我还没治他的罪，竟又想陷害你。我活着他就敢这样，我死了不就更无忌惮了。他没有嫡子，以后你们要在阿云(指云昭训)贱人所生的儿子面前称臣，这是何等痛苦的事啊!”母子二人抱头痛苦了一顿。从此后，独孤后决计废除太子。
窥测了母后的心思后，杨广便有恃无恐地加快了夺嫡的步伐。寿州刺史宇文述是杨广的亲信，为他策划说：“现在皇太子已失去父母的宠爱，大王您以仁孝著称，才能盖世，又屡有大功，受到父皇母后的钟爱，天下非你莫属。然而，废立大子虽国家大事，但在父子骨肉之间，外人很难参预。能够说上话的只有杨素一人，杨素又听他弟弟杨约的话。我很早就认识杨约，请让我进京与约相见，共同谋划这件事。”杨广一听，不由得喜上眉梢，给了宇文述很多金银财宝进京去了。
杨素是隋朝著名的大将，早在北周时就屡立战功，后来帮助隋文帝夺取了北周政权，与杨广率军平定陈朝，并扫清其残余势力，后又指挥军队北征打败突厥达头可汗，深受隋文帝宠幸，为隋朝举足轻重的人物。而杨素很信任弟弟杨约，对他言听计从。字文达到京后，即找到任大理少卿的杨约，整日和他赌博，故意将金钱都输给他。杨约见钱赢得太多了，不免心生疑窦。宇文述趁机将杨广的意思告诉他，并危言耸听地说：“你们兄弟功名盖世，执掌朝政多年，不仅结怨于朝臣，且得罪了皇太子。你们光依皇帝为靠山，皇帝一死，你家就要大祸临头了。如今皇太子失爱，主上有废立之意，请立晋王为太子就在你哥哥一句话。如能建此大业，晋王必感激你，你家的地位就稳如泰山了。”杨素兄弟都是奸诈狡猾的势力小人，被宇文述一提醒，果然心有灵犀一点通，马上答应挑唆文帝和独孤后废掉杨勇，援立杨广为太子。
在一次宴会上，杨素巧妙地试探独孤后说：“晋王仁孝恭顺，很象当今圣上。”一句话触到了皇后的心痛处，对杨素说了一大通晋王的好处和杨勇的不是，二人一拍即合，独孤后又送给杨素一大批金银，让他作为废立太子的费用。
隋文帝心里也有废立太子之意，只是碍于朝中大臣，难于启口。有一次他曾暗示尚书仆射、齐国公高颖说：“有神告诉晋王妃，说晋王必有天下，该怎么办?”颖跪下奏道：“长幼有序，怎么能随便废掉太子呢?”高颖是隋朝的佐命元勋，当朝宰相，在朝臣中威信极高，文帝见高颖反对，虽没作声，却暗中寻找机会除掉这块绊脚石。
独孤后本来和高颖关系不错，可有一次，独孤后见尉迟迥的孙女得幸于文帝，趁文帝不在杀掉了她。文帝回宫得知，火冒三丈，却又无可奈何，心绪烦乱地独自骑着马走进山谷中，大概是不想活了。高颖得知，追上文帝，叩马进谏说：“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独孤后得知高颖竟称自己为一妇人，觉得有失体面，于是反目成仇。这次见高颖反对废太子，更巴不得把他除掉。在废太子这个问题上，杨坚夫妻真算是步调一致了。
后来，高颖算是交了华盖运了，倒眉的事接踵而来。文帝命选东宫卫士宿卫自己，高颖加以反对。文帝以为，这是因为高硕与太子是儿女亲家，庇护太子。高硕夫人死了，文帝要给他另娶，颖以年老研读佛经为由推辞了。后高颖小妾生男，独孤后对文帝说：“高颖心存小妾，却找借口欺骗陛下，这样的人怎么能相信呢?”汉王杨谅率军征辽东，高颖为元帅长史，自以为责任重大，所有军政秉公处理，没更多地采纳杨谅的意见。回来后，杨谅在文帝面前搬弄是非说：“孩儿差一点被高颖杀掉。”随着积怨越来越深，高颖终于被削职为民了。高颖被废，杨勇失去了朝臣中有力的支持者，就更加势单力薄了。
杨素这时担任了一个穿针引线的角色，——方面在文帝夫妇面前称誉杨广，攻击杨勇，催促文帝废勇立广；一方面在朝中大肆活动，广造舆论，煽动更多的人诽谤太子。杨广又收买了东宫幸臣姬威，凡杨勇一举一动都向杨素密告。于是，对太子的流言蜚语接二连三地传到文帝那儿。就连女史令袁充也对文帝说：“臣观天文，皇太子当废。”这些家伙为了达到废太子的目的，把老天也请出来替他们说话了。
杨素又进谗言说：“太子心怀怨望，恐有他变，应严加防范。”于是，文帝派人刺探太子的动静，随时禀告；又裁减东宫卫士，去壮健，留老弱，东宫属官有才能者也分别调开。文帝的这些措施已大有咄咄逼人之势了。
杨勇这时总算明白了，但他无计可施，惊慌失措，只好以“厌胜”的办法祈祷免去被废掉的厄运，这不仅徒劳无益，反给政敌提供了把柄。
杨素见时机成熟，马上派人胁迫姬威上书密合杨勇不轨。开皇二十年(600)，文帝下令收捕东宫属官唐令则等人。姬威诬告杨勇的罪状是，要杀戮朝中大臣；求神问卜，希望文帝早死。文帝大怒，把杨勇父子及一部分属官都抓了起来，派杨素审问这个案件，杨勇便完全掉入杨素的圈套中。
杨素唯恐太子罪名太轻，拚命罗织。杨勇曾收了些取火的古槐想分给卫士，养了1000多匹马，都说成是准备谋反。杨勇当然不服，他反问杨素：“我贵为太子，养马千匹是谋反，你家里养马数万匹怎么解释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杨勇的辩解自然是白费口舌。结果，杨勇被废为庶人，并拘国在杨广的管制之下。东宫属官被杀掉和罢免的有10多人，杨素、杨约兄弟因废太子有功，却得到了许多赏赐。
杨勇被废不久，杨广终于如愿以偿，被立为皇太子，取得了皇位的继承权。
杨广坐上太子的宝座也并非万事大吉了，他搞的阴谋诡计实在难掩人耳目，尤其是在他们哥们弟兄之间，当然更了解内幕。如蜀王秀就心怀不满，杨广当然不能留这个隐患，又命杨素捏造罪名，将秀废为庶人。在此之前，太子杨勇自以为无罪，屡次请求见文帝申冤，都被杨广阻止了。杨勇就爬到树上大叫，希望文帝听到召见他。杨素又说他是癫鬼缠身，文帝就不愿也不敢见他了。这样，杨广便稳坐东宫，光等文帝死了好坐皇帝。
仁寿四年(604)文帝卧病仁寿宫，杨广与尚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芦入宫侍疾。这时杨广已急不可待，写信给杨素问如何处理后事，杨素的回信被错送给文帝，文帝看厂非常生气。文帝宠幸的宣华夫人陈氏入侍，杨广见了不由得欲火烧身，兽性大发，企图逼奸她。文帝得知大怒道：“畜性何足付大事!”对柳述、元芦说：“速召我儿!”柳述等便想召杨广前来，文帝连呼“勇也!”柳、元二人便出外起草诏书，召杨勇前来。
这一突变的风云，使形势急转直下，眼看杨广到手的帝位就要告吹。但杨广的心腹已布满内外，得知这一消息，杨广尽管惊得心胆俱裂，但却也异常果断，凶狠、毒辣，命心腹宇文述、郭衍率东宫卫士包围皇宫，撤换文帝的卫士，后宫姬妾服侍文帝之人全部赶走。后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派张衡人宫拉杀文帝，又矫诏囚禁了柳述、元严，派杨约杀掉杨勇。就这样，在这年七月，他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是为炀帝，年号大业，当时他36岁。
炀帝即位后，最小的弟弟并州总管杨谅马上举兵反抗，但很快被杨素平定，杨谅被俘至长安，幽囚而死。
当初，隋文帝曾得意地对群臣说：“前世天子，溺爱姬妾，诸子同父异母，争权夺利，以至于亡国，我五子同母，可谓真兄弟，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无情的事实却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这同母五子，除秦王俊早死外，太子勇、蜀王秀、汉王谅全遭炀帝毒手，连皇帝老子杨坚也没幸免。这一门骨肉相残的悲剧充分暴露了封建社会父慈子孝，君臣大义的虚伪性。
隋炀帝取得帝位后，大约也想作一些改革制度、轻徭薄赋、收揽民心的工作，以尽快地消除人们对他不光彩的历史的记忆。他刚办完文帝的丧事，就下诏免除妇人和奴婢、部曲的课役，男子成丁的时间由21岁改为22岁，以缩短服役时间。这是自北魏实行均田制以来的重大改变。北魏妇人授田服役的制度到此即行中止了。
此外，炀帝厘定制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并省州县，改州、县为郡县。大业二年(606)，炀帝遣使者10人，并省天下州县。目的仍是改变以前“民多官少，十羊九牧”的弊病。次年，又改州为郡，地方行政机构成为郡县两级。
其二、创立进士科，确立科举制。文帝时，废九晶中正制，初行科举。炀帝初即位，创进士科，并曾命按十科举人。于是在炀帝之初，科举制度正式确立。从隋唐到明清，一直是封建政府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
其三、修订法律。大业二年(606)，炀帝以文帝末年法令峻刻，人民喜于宽政，诏吏部尚书牛弘等修改律令。次年，新律成，共十八篇，称作《大业律》。它与《开皇律》相比，除去了十恶之条，死、流、徒、杖、笞等五刑中改重就轻的条款有200多条。但是，律成以后并没真正执行。特别是炀帝末年，用刑残酷，生杀任情，连《开皇律》中取消了的族诛、韫裂、袅首等酷刑都拿了出来。所以，此项改革徒具轻刑之名而无其实。
其四、兴建学校，搜访遗书，整理典籍。
炀帝即位后，恢复了文帝时一度取消的国子监、太学、四门学和州县学，这一点比起隋文帝来算是进步的了。
另外，隋炀帝也算得上一个风流天子，颇好读书著述。在任扬州总管时，就设王府学士百人，修撰书籍。即位不久，又命写成《长洲玉镜》四百卷，《区宇图志》一千二百卷。自任扬州总管到大业末年，修撰工作从未间断。凡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及至蒲博(游戏赌博)、鹰狗等各方面的书籍都编成新书，共三十一部，一万七千余卷。当时，长安嘉则殿有书3了万卷，炀帝命秘书监柳顾言等进行整理，除去重复杂劣，精简为37万余卷，置于洛阳修文殿，并抄成50副本，分置两京宫省官府。又于洛阳观文殿修建精致的书库，其缦帐，书橱及书库的门皆能自动关闭，藏书以甲乙丙丁为目，分统经、史、子、集四类，这就是后来沿用的四部分类法。炀帝的这些整理、保存典籍的措施和古书分类的方法，对中国文化是有贡献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类似的其他方面。从炀帝厘定这些制度，可以看得出，他也算是一个有见识，有魄力的统治者，但他决不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帝王，后来他的残暴统治将这些改革的益处抵消得一干二净。
为了巩固隋王朝的统治，消除自西晋末年以来的分裂割据的遗迹，隋炀帝修建了一系列的浩大工程。
隋炀帝时洛阳的重建，是一场非常漂亮的速决战。作为他登基后的第一大工程，他以极大的决心付诸实施。
仁寿四年(604)十月，才料理完隋文帝的丧事，隋炀帝便于十一月乙未(三日)去洛阳，次日“发丁男数十万掘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度河，至浚仪、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先在洛阳外围掘了一道长达近千公里的形长堑，自今山西河津龙门起，向东经高平西北的长平关，到河南汲县，从新乡东北的临清关渡黄河，至开封折向西，经临汝到陕西商县。用意是使长堑与长安周围的关山大河合拢，拱卫两京。掘长堑以阻滞人马通过，是和长城起类似作用的军事设施，当时在边防和内地都有使用。城与堑结合而成的城墙外加挖护城河，便是传统的城防工事模式。这里隋炀帝把壕暂设计得很长，是想扩大洛阳外围防御圈，但这道长堑似乎只在隋炀帝的心理上增加了一点安全感，除了设置关卡，未见在军事上发挥过什么作用。
十八天后的癸丑(二十一日)，隋炀帝在洛阳发布了著名的营建东京诏。
又四个月后，大业元年(605)三月丁未(十七日)下诏，命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两位宰相和主管工程的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指定了权力很大的工作班子。杨达是武则天的外祖父，大约也因建东都的关系，他和太原的木材商有了联系，后来把女儿嫁给他，生下武则天。
宇文恺依据隋炀帝在邙山上观伊阙龙门时讲的话，作为设计的主导思想，“都城前直伊阙，后据邙山，左瀍右涧，洛水贯其中，以象河汉”。新都位于今洛阳市区和南郊一带，在汉魏洛阳城西十八里，西傍东周王城，内包明清洛阳城，“周回五十二里”，考古勘测，四面墙合计周长27516米，折一里52915米，一尺29.4厘米，与我们按5尺为步，360步为里推测的隋唐大里531米、大尺295厘米之制略合。
隋代洛阳城包括宫城、皇城、外郭城、含嘉仓城和若干小夹城。
宫城在都城西北隅，今定鼎路两侧，为皇帝视事的朝堂和寝宫所在，有乾阳、大业、文成、武安、修文、仪鸾、观文、含凉等殿。
乾阳殿为正殿，人唐重修为含元殿。“殿基高九尺，从地至鸱尾高—，—百七一尺。又十三间二十九架，王陛轩，文昆镂槛，栾栌百重，梁拱千构，云楣绣柱，华榱碧珰，穷轩甍之壮丽。其柱大二十四围，倚井垂莲，仰之者眩耀。南轩垂以珠丝网络，下不至地七尺，以防飞鸟。四面周以轩廊，坐宿卫兵。殿庭左右，各有大井，井面阔二十尺。庭东南；西南各有重楼，一悬钟，一悬鼓，刻漏即在楼下，随刻漏则鸣钟鼓。”乾阳殿是举行大典和会见重要外国使臣的地方，所以建筑最为壮观，一应设施齐全。常朝在大业、文成、武安三段，位于乾阳殿西。安福门内北院是隋炀帝御寝所在，“雕饰最华”。“殿庭并种枇杷、海棠、石榴、青梧桐及诸名药、奇卉。”宫城正门为则天门，重要诏命常在这里发布。门有双重观，左右连阙，李世民认为太奢，武德四年(621)命人焚毁。唐高宗时重修，神龙元年(705)避武后尊号，改名应天门。今定鼎路南段周公庙和洛阳日报社之间?地下尚保存有门基石。正北门为玄武门，作为形势要地，与长安宫城的格局是一样的。神龙元年的五王政变，就是从这里斩关而入，推翻武则天的。
皇城在宫城市南，从东、南、西三面环绕宫城，是百官衙署和禁军卫府驻地。出则天门，过宽八十步的横街，两边就是皇城的东、西朝堂。则天门南去五百步为端门，是皇城正门。其中右掖门，遗址在今中医院和三十九中学大门之间，其东左掖门，已为洛河浸没。右掖门内“子罗仓，仓有盐二十万石。子罗仓西有粳米六十余窖，窖别受八千石。”遗址在今市委宿舍院内。按石容60公斤、粳米容重085计，皇城内可贮米2448万公斤和盐1200万公斤。
皇城和宫城的东边为东城，东城的北门含嘉门北为含嘉仑城，在今洛阳市老城北。《通典》记唐时仓贮粮食中，“含嘉仓。五百八十三万三千四百石”。按粟每石折今81斤计，约合23625万吨。考古发掘探明，仓城总面积约43万平方米，按已探出的287个仓窖的排列情况推测，总共有窖400多个，“窖为口大底小如缸形，现存窖口直径最大的为18米，一般为10--16米。最深12米，一般为7—10米，窖底呈圆底，或平底”。据此则窖容在1000立方米上下，按石容60公升，每窖可贮粮万石以上，如含嘉仓出土的“东南从南第廿三行从西第五窖”的刻铭砖记该窖含纳“苏州通天二年租糙米白多一万三口口十五石”。因此，400多窖是可以贮存二十万吨，够数十万人一年食用的。考古资料还说明了含嘉白地下粮窖设计了防潮设施：“为了防止窖底湿气上升，造成窖内储粮变质，窖底都经过防潮处理。这种防潮设施，首先是在窖底加固夯实，然后进行火烧、烘烤窖底及窖壁，还在窖底铺垫一层红烧土碎块和黑灰拌成的混合物层，再在窖底铺设木板和草，并在木板上铺有苇席，窖壁则是随储粮随垒壁板层层加高至顶部。值得注意的是，在壁板和席之间还竖有一层箔，箔缝内夹有谷糠，说明席是隔离谷子和糠的，更进一步起到了防潮作用。”考古还发现，“含嘉城尚有仓中门和仓东门……东门则可能是漕运逆河而上到新潭后进入含嘉城的门户。而北门则有可能是粮食输出的门户”。
外郭城又叫罗郭城，在城东北隅和城南半部，洛河隔为两半。城内纵横各十街，分成113个里，为寺观和官民住宅区。三个市，洛河北的渡河东岸为通远市，洛河南的两个市，东为丰都市，西为大同市，是商业区。正南门叫建国门，位于今洛南赵村西南约1公里的关帝庙西侧，门址宽28米，一门三道，中间门道宽8米，两侧门道各宽7米，门堵隔墙各宽3米。建国门南通伊阙，拨天津桥，北对端门。自端门至建国门这条南北大街，叫天津街或天街，唐叫定鼎街，街宽一百步，实测121米，长七里一百三十七步，约4公里，“隋时种樱桃、石榴、榆、柳，中为御道，通泉流渠”。隋代洛阳城的四角，东北角在今唐寺门，东南角在城角村，西北角在苗洵东南，西南角在古城村西北。当时“隋炀帝作东都，无外城，仅有短垣而已”。外郭城因工程浩大，隋代没有大动，是武则天天授三年(692)又开工筑成的。
《大业杂记》称，大业“元年夏五月，筑西苑，周二百里，其内造十六院。”其地在城西，今涧西一带。“每院各置一屯，……。屯内备养刍豢，穿池养鱼，为园种蔬菜植瓜果，肴膳水陆之产，靡所不有。”还“造山为海，周十余里，水深数丈，其中有方丈，蓬莱、瀛洲诸山，相去各三百步，山高出水百余尺。”《隋书&p;#8226;食货志》所称：“又于早涧营显仁宫，苑囿连接，北至新安，南及飞山，西至渑池，周围数百里。课天下诸州，各贡草木花果，奇禽异兽于其中。”与西苑为一事。
配套工程还有漕渠等，“引谷、洛水，自苑西入，而东注于洛”。有天津、通济、利涉等桥，天津桥“以架洛水，用大船维舟，皆以铁锁钧连之”。在隋代是浮桥。有“新置兴洛及回洛仓”。兴洛仓即洛口仓，故址在今河南巩县东北洛水入黄河口，周围二十余里，穿窖三千，每窖容粮食八千石。回洛仓故址在今洛阳故城北七里，仓城周围十里，穿窖三百。这两个仓都是大业二年(606)筑，与城中的子罗仓、含嘉食保证了东都的供应，并是国家最大的粮食储积中心。
配套工程还包括交通设施，当时就“废三崤旧道，令开蔓栅道”。《资治通鉴》作二崤道和蔓册道，意在改善洛阳与长安之间崤、函山中“峻卓绝涧，车不可方轨”的交通。此后还修过太行直道，以改善洛阳与太原之间的交通。以洛阳为中心修的南北大运河，更将洛阳置于全国南北交通的枢纽位置。并‘徙洛州郭内人及天下诸州富商大贾数万家以实之”。大业二年五月，“敕江南诸州，科上户分房，入东都住，名为部京户，六千余家”。还迁去河北三千余家工艺户到东京。
综合上述各方面，可见东京洛阳城的建设是规划有序，周密细致的。
大业二年正月，东京成一个“曾雉逾芒，浮桥跨洛，金门象阙，咸竦飞观，颓岩塞川，构成云绮，移岭树以为林薮，包芒山以为苑囿”的东方大都会，陡然矗立起来，仅仅用了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洛阳新城便告建成，其中裴矩“职修府省，九旬而就”，三个月就完成了皇城内全部官府衙门的修建。在都市建筑史上成为奇迹。
洛阳新都气度恢宏，立即成为我国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河阴之变(527)和侯景焚毁洛阳(538)以来，数十年间饱受战乱纷扰的东夏，终于又有了一个安定大局的重心，新统一的国家，有了一个联结南北东西各方的枢纽，东西方文明古国之间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也有了—个足够气派的中心。
大业二年四月庚戌(二十六日)，隋炀帝自江都兴冲冲地赶来，“自伊阙，陈法驾，备千来万骑，入于东京”。亲自主持了一个盛大的入城式。次日又登临皇城的正南门端门，面向全城居民宣布大赦，兔天下今年租税。为新都的建成，留下一个普天同庆的纪念。
隋炀帝营建东京洛阳，是富有历史眼光的开创隋唐盛世的战略性步骤之一，开大运河和营建洛阳，无疑是我国古代国土规划中最宏伟的系统工程，无论从发展新国家的战略需要，抑或从地形环境的实际条件来评估以河、洛交汇处的洛阳为中心修南北大运河的设计，都不能不称遣是上乘的方案。
在机动车辆特别是火车发明以前的古代世界，靠人力和畜力拽行的陆路交通运输工具，对粮食等大宗笨重物资的长距离运输，实际上是无能为力的，原因是运量小而人畜自身消耗大。相比之下，水运的可行性是陆路运输无法企及的。我国西高东低的地理形势决定了天然河道基本上都呈东西走向，用人工开凿南北向的河运水道，在千百年中成为国人的事业和追求。
《禹贡》时代，人们就探讨了江河之间的南北通道。西边的一条：“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即溯嘉陵江(潜)，经汉水(沔)的上游，入渭水，渡黄河。中间的一条：“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江沱为今湖北枝江县东一段长江，大凡是自长江中游，溯汉水，翻越伏牛山，入洛河，至黄河(南河)。东边的一条：“浮于淮、泗，达于河。”是由淮河入泗水、荷水以通黄河。相当于上、中游的西边和中间两条道，要翻越秦岭、大巴山或伏牛山，不可能由水路沟通全程。最方便的是依淮、泗通江、河的东边这条道，这正是隋代开大运河的选择，而早在春秋战国之际，人们已不仅在议论，在酝酿，且局部地开始实施了。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左传》鲁哀公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即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江淮间的邗沟。而后在公元前360年起魏惠王开连结黄、淮的鸿沟（蒗荡渠)。
邗沟，起自邗城(在今扬州蜀岗)西南；至城东南角(今铁佛寺南)，经螺丝湾黄金坝北上，穿过武广与陆阳两湖之间，北入樊良湖，又东北人博支、射阳两湖（在今江苏宝应东)，出湖西北至末口(今江苏淮安县北五里的北神堰)。见载于《汉书&p;#8226;地理志》。《水经注》卷30《淮水》亦称：“昔吴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城东南筑邗城，城下掘深沟，谓乏韩江，亦曰邗溟沟，自江东北通射阳湖……而北至末口淮。”
魏惠王十年(前360)始凿的鸿沟，大致是引黄河水东入圃田泽(在今河南中牟西)、由圃田泽开大沟东至大梁(今河南开封)。公元前340年，魏惠王又由大梁向东南开掘，至陈(今河南淮阳)入颍水通淮。—百多年后楚汉相争时，划鸿沟为界就是这一段。由此可知，早在公元前四世中叶，依人工开凿的邗沟、鸿沟，江、淮与黄河之间，已可以交通。
西汉时，鸿沟之外，又开汴渠，沟通黄河、泅水，汴渠与鸿沟同在今河南荥阳北的汴口受河水，自西北流向东南，经今开封、徐州与古泗水会合，成为汉代漕运的骨干水道。
东汉末调整部沟旧道，原自樊良湖北至射阳湖间另开数段新渠人淮，称建安故道。经广陵太守陈登这次整修，自广陵雷塘至末口的水道大致取直了。
晋怀帝永嘉六年(312)，石勒、石虎攻晋军于淮上名城寿春(今安徽寿县)，“会江南运船至，获米、布数十艘”。可见此时江淮之间的运河仍通航。
东晋永和年间(345--356)，又曾改修邗沟南段，自今仪征境内的欧阳埭引江水，东行至今三汉河、扬子桥北上广陵，为后来仪扬运河前身。
入隋，南北运河的整治和开凿进入了一个新时期。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在关中凿广通渠后三年，便于开皇七年(587)转向江淮间开山阳渎。于今扬州西南七公里的扬子津附近会大江，经由汶河路往北穿过城区，借蜀岗下古邗沟故道东去，在湾头折向北上，过江都东和高邮、宝应西，走一段射阳湖，西北至山阳县末口入淮。大体循吴王夫差所开邗沟故道。隋炀帝在以往历代修凿的基础上，更做大规模的全面整治，并开拓成为贯通江浙和黄淮平原的南北大运河。工程分四段进行。
首先于大业元年(605)三月征发河南、淮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以沟通黄淮。通济渠又名御河，起自洛阳西苑，引谷、洛水横贯洛阳城，东至偃师东南，这一段循东汉阳渠故道，而后入洛达于河。沿黄河下行一段，到汜水(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东北35里的板渚(今已在黄河北岸)，引河水在荥泽(今河南郑州西北)入汴，过大梁(今河南开封)西南，历陈留、雍丘(今河南杞县)、襄邑(今河南睢县)、宁陵、宋城(今河南商丘西南)、谷熟(今商丘东南)，以下利用古蕲水河道，过永城，进入今安徽境，经夏丘(今安徽泗县)，至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已没入洪泽湖中)入淮。“河畔筑御道，树以柳。”
在开通济渠的同时，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仍自淮河南岸的山阳至扬子入江，长三百余里，宽四十步，合今约59米，渠旁也筑御道，植柳树护堤。此邗沟与十八年前隋文帝时开的山阳读的关系尚有争议。一说邗沟即山阳渎，是同一条河又开而广之；一说是邗沟西线，原东线还远，改由江都、高邮直上山阳，不再绕道射阳湖，再次取直了邗沟道，所以被称是后世运道直径之始。
至此，长安至江都可以直航到达，隋室在沿途置离宫四十余所。通济渠和邗沟自三月辛亥(二十一日)动工，八月壬寅(十五日)隋炀帝即自洛阳西苑显仁宫出发，乘龙舟下江都，巡航视察，全部工程在171天内完成，进展神速。
大业四年(608)，又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
五、大运工程千秋功罪
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直达今北京市。据《元和郡县图志》和历代学者研究，可以大致判明这隋代大运河北段永济渠的走向。
永济渠以通济渠渠首板渚对岸的沁水人黄处附近为渠口，其地在今河南武陟西北，向东北开渠，会清(卫河)、淇二水，过新乡、汲县、卫县(今河南淇县)，《初学记》称：“隋炀帝于卫县，因洪水之人河，立淇门以通河，东北行，得禹九河之故道，隋人谓之御河。”是在卫县淇水上建造了分水入永济渠的淇门。而后又过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从内黄县(在今县西南)北二百步(约300米)和洹水县(今河北魏县西南)西二里北去，经魏县(今河北大名西)、贵乡(大名东北)，过馆陶县西十里，穿永济县，在西郭内渠阔一百七十尺(约50米)。深二丈四尺(约7米)。再经临清(今河北临西)西门外，过清河东南十里、武城(今县西北)、历亭(今山东恩城北)、漳南(今河北故城东北)、长河(今山东德州市东)西十里、东光县西南的白桥、南皮、长芦(今河北沧州)，直北过今青县、静海，至独流口折向西北，接桑干水(今永定河)达涿郡蓟城(今北京市西南)。
这一段线路的设计借用了许多天然水道，自渠口至汲县一段用了沁水故道今孟姜女河，而后引清水下接淇水；汲县与馆陶之间利用了洹水下游的白沟；馆陶与长芦间，部分利用汉代屯氏河故道；长芦至独流口利用了清漳水；今京津段在武清附近还利用了永定河、白河故道。但这永济渠二千余里的运河工程终究浩大，也和通济渠一样投入了妇女劳力。史书称这时才因“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并不确切。总之，从一开始隋代妇女便为大运河的开凿贡献了自己的血汗。
大业六年(610)又敕修江南河，北起京口(今江苏镇江市)，东南经曲阿(今江苏丹阳)、晋陵(今江苏常州市)，绕太湖之东，过无锡、吴县(今江苏苏州市)，至今浙江嘉兴折向西南，经上塘河直达余杭(今杭州市)，在今大通桥附近入钱塘江，全程八百余里，河宽十余丈。
江南运河的修凿有和邗沟一样悠久的历史。公元前495年吴王夫差从其国都苏州向西北方向的长江修运河，《越绝书&p;#8226;吴地记》记载：“吴吉故水道，出乎门(苏州北门)，上郭池，人读，出巢湖(漕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杨湖(阳湖)，出渔浦(利港)，入大江，奏广陵。”是经由今无锡东南五里的泰伯渎，过常州，到奔牛，接天然河道荆溪(今旧孟河)，从今江阴县的西利港人江。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又开修镇江附近运河，凿断丹阳一带的高地，入江口西延至丹徒镇东北的丹徒口，是为丹徒运河。两汉时江南运河又有续修，六朝时，“丹徒水道入通吴、会。”所以隋炀帝修江南河，也有历代开凿的基础。江南河使京口与在隋唐时已十分富饶的杭嘉湖平原之间交通便捷，而京口又与江都的瓜洲隔江相对，这样可以通过水道把两京与东南财赋之地沟通起来。
至此，南北大运河全线完工。隋代大运河南起余杭，北至涿郡，全程约2000公里，迄今为止，犹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这样一项伟大的工程，自大业元年起，六七年间断断续续施工，便告全线竣工。虽有历代修凿的基础，但这短短几年中，分段设计施工，一次通航成功，在地形勘测，线路选择，水量节制，水位平衡等方面，都表现了成熟的科学技术水平。这是决策者隋杨帝的魄力，监修者皇甫议、阎毗、任洪则和工程技术人员高超的科学管理水平与建设者包括妇女在内的隋代广大劳动人民伟大创造力相结合创造的奇迹。这是一个不可等闲视之的奇迹。就说运河与众多东西向的天然河道交叉处的过水行船，便是十分的难题。运河水位是相对稳定的，天然河道却因汛期或枯水期涨落甚大。比如我们在考察运河中得知，在瓜洲运河入江处，汛期长江水可高出运河七八米，而枯水期江水水位又要低于运河数米，若无节制，运河一开，不是引来大水造成汪洋一片，就是水尽泄入江河，运河变成干沟一道。那么如何调节平衡水位，保证行船通航呢?现在是修了巨大的瓜洲闸，通过节制问和船闸的升降启闭，调节控制运河载船的水位，使船得以通行。隋代是怎么解决这一难题的呢?重逾千钧的闸门在没有升降机械的隋代恐怕是难于应用的。考察沿途，我们耳闻目睹了另外三种河道交叉处行船过渡办法。一是在浙江上虞，人工开凿的四十里河和余姚江连接，两者水位高差3米许，交汇处建有通明坝，在那里见到，两只鸬鹚船通过时，船工临到坝前猛撑一杆，而后跃下船来用力一推，小船顺势跃上坝、进入四十里河而去，旁边还有一固定的绞盘，大一点的船可以推磨式地运转绞盘，将船曳引而上，翻坝过去。二是在浙江萧山见到电动绞车，将船沿斜插入水中的轨道牵引上来。三是安徽泗县枯河头，由于地高水浅，行舟困难，父老称当年隋炀帝路过这里时，用稷子拌了香油铺在河床上，两岸八百童男童女拉着，龙舟才得过去。所以当地流传着“隋炀帝，下扬州，稷于拌香油”的民谣。据说1951年治濉时，曾于枯河头南岸挖出稷子数石，证明传说不妄。这故事更使隋代的通航技术像谜一样扑朔迷离，使人难得其解。但无论如何，隋炀帝的龙舟在大业七年的二月乙亥从江都出发，只用五十六天，在四月庚午到达涿郡，运河是解决了河道交叉处的过水行舟问题，全线通航的。
当然，不能说隋代运河的设计便是尽善尽美的了。比如永济渠渠首一段的引沁入卫为全线的重点工程之—，但是“卫小沁大，其势难容”，以至后来沁水暴涨时不断泛滥，大约到隋末唐初时这一段河道就淤塞了，后来唐宋运河就只靠清、淇二水，避开了沁水。好在航线已经开通，局部的调整就比较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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