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五年（1571年），明藩王楚恭王死于湖北武昌，留下遗腹孪生子朱华奎、朱华壁。明神宗万历八年（1580年），封朱华奎楚王，朱华壁宣化王。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楚宗人朱华越上告朝廷，谓朱华奎、朱华壁皆非楚恭王子。内阁阁臣沈一贯因得朱华奎重贿，令通政使沈子木截留朱华越的上书，并指示朱华奎抢先弹劾朱华越，神宗指示下礼部处理。朱华越闻讯入京，告发此事，并请楚王宗室二十九人联名。
沈子木惧之，于是命令朱华越将原疏日期变换后奏上。东林党人礼部尚书郭正域力主查勘虚实，并希望以此为由逐走沈一贯；沈一贯则以“宫闹暧昧”、“年月久远”、“事体重大”为由，从中作梗，极力偏袒楚王，以打击东林党势力。
此后，沈一贯令给事中杨应文、钱梦皋、御史康丕扬等相继弹劾郭正域，而郭正域则以沈一贯指使沈子木匿疏不上、阻止查勘和楚王行贿等事上疏争辩。最后，明神宗无法查明真相，只得罢此事不问，郭正域罢职，朱华越以诬告罪降为庶人，禁锢凤阳。党争以沈一贯的全面胜利告终。
万历年间的“伪楚王”，“妖书”，“劫杠”三案
明神宗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三月，楚王宗人、辅国中尉朱华越，向朝廷递上奏疏，指控27年前袭爵楚王的朱华奎，实为王太妃之兄王如言的侍妾尤金梅所生，不应当让他“乱宗”、继续为王。由而触发了两派朝臣明争暗斗的轩然大波。
奏疏首先送到通政司。首辅沈一贯因经常收到朱华奎所送重礼，于是授意通政使沈子木，把奏疏压了下来。不久，朱华奎陈诉朱华越“强悍无礼”的劾疏就送到了北京。
同年四月，觊觎王位的朱华越，邀集了29个宗人，联名写出奏章，亲自携带进京，要上控朱华奎行贿和通政司积压他的前疏。沈子木获知后，慌忙找到华越，求他把原奏时间改为近日，上呈皇帝。得旨：发交礼部处理。
朱华奎的身份问题，在宗室处心积虑、争夺权位的情况下，早有人进行过攻讦。原来，楚恭王朱英佥，生前患有痼疾，死于隆庆五年(1571)。宫人生下遗腹子华奎、华壁弟兄，由王府内监郭纶照料。当确定袭爵的时候，府内仪宾(郡主之夫婿)汪若泉曾奏称，华奎弟兄并非恭王所生。但当时没有引起重视，华奎因而得袭王爵。
旧案重翻，礼部右侍郎郭正域，主张公开进行勘问。然而，沈一贯以“亲王不当勘，但宜体访(进行调查)”，加以反对。郭氏认为，事关宗室真伪，不通过直接讯问，怎么能秉公作出决断?依旧坚持己意。朱华奎知道这件事后，马上给郭正域送来黄金百两，表示只要不公开查问，他将继续送上白银万两，但被郭氏拒绝了。
案件发到湖广，由巡抚和巡按御史会同勘问，对王府有关员役70多名且加以刑讯，都未获得能够证明华奎不是恭王所生的证据。只有朱华越的妻子、即王如言的女儿，依旧一口咬定朱华奎是“伪王”。
地方把勘问结果申报入朝，皇帝命各部院大臣，会同有关官员37人，进行覆查。他们在西阙门集会合议，各抒己见，书面送交礼部。郭正域主张把不同意见全部上奏，但礼部左侍郎、署尚书事的李廷机，坚持“先撮其要以上”。沈一贯抓住这个空子，唆使巡城御史康丕扬，疏劾“礼部壅阏群议，不以实闻”。郭正域稍后也揭发了沈氏接受楚王重贿、“匿疏阻勘”的行为。
沈一贯恨透了郭正域。朱华奎接着上疏说，郭氏乃湖广人，和他有仇怨。华越进京，就住在其兄国子监丞郭正位家中，正位为之出谋划策。在沈一贯指使下，给事中钱梦皋劾奏郭氏“陷害宗藩”，另一给事中杨应文则诬陷郭氏之父曾被楚恭王笞责，所以挟嫌报复。郭正域上疏辩解，皇帝没有理会，因而愤然提出辞官。
皇帝最后认为，华越夫妇“夫讦妻谮，不足凭据”，因而把他降为庶人，禁锢于凤阳；附和他的宗人朱蕴钫等多人，或罚减俸禄，或革爵幽禁；王府两名仪宾则永远戍边充军。具有复杂内涵的“伪楚王”案，才宣告收场。
朱华越等受处理的上一个月，即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北京城内，四处流传着全文300余言的传单，题名《续忧危弦议》。文内虚构郑福成与人问答。大意是皇帝立太子朱常洛(按即日后的明光宗)，出于不得已。将来一定会另立太子，这从拜朱赓为大学士一事便可看出。赓者，更也。就是暗示太子定要更换的意思。更有人牵强附会，指称“郑福成”乃暗示：最受宠的郑贵妃所生的福王常洵，一定会成为太子。这份传单，当时被称为“妖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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