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猛道：“好心去帮别人，别人不领情不说，还责怪这个帮他的人，也就是好心，却办成了坏事。正如一心直言进涑、忠心社稷的魏征，即便被后世称为一代良臣名相，被李世民引为‘得失铜镜’，最终还是难逃晚年唐太宗的积恨爆发，以致于墓碑被砸，一段君臣佳话以此告终。”
谢驰看了一眼石猛道：“很多时候，人们都会纳闷：明明自己是为了对方好，甚至都放下自己的利益和感受去为对方付出，可是最后的结果还是事与愿违，于是问题就来了。自己的‘好心’只是好在了‘内心’，而没有好在‘过程’和‘结果’之，因此导致了事与愿违。”
独孤信道：“据我所知，魏征早年曾跟随魏公李密，参加瓦岗起义，但是不得重用。唐高祖武德元年归降唐朝，劝降英国公李勣(徐世绩)，授太子洗马，辅佐‘隐太子’李建成，献策平定刘黑闼和山东地区。唐太宗贞观元年，授谏议大夫、检校尚书左丞，安抚河北地区。后迁秘书监，参预朝政，校定古籍。又迁侍中、巨鹿郡公，负责门下省事宜。再迁光禄大夫、太子太师，册封郑国公。直言进谏，推行王道，辅佐唐太宗共创‘贞观之治’，成为一代名相，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第四位。魏征在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去世，唐太宗怀其功德，追赠司空、相州都督，特赐谥号为‘文贞’。魏征曾参与修撰《群书治要》、《隋书》序论，《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等，言论多见于吴兢所著的《贞观政要》。其中最为著名，并流传下来的谏文表是《谏太宗十思疏》，留有《魏郑公文集》与《魏郑公诗集》。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亲征高句丽，战士死伤数千人，战马损失十之七八，他深深悔恨这一举动，不禁慨然叹息说：‘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可见，魏征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在唐太宗心里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为大唐帝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本来还脸流着泪的谢驰，被独孤信的这番话给逗笑了：“我说独孤贤弟啊，你是不是读书读的少啊？唐太宗不信任魏征、报复魏征的事情你是不知道吗？”
石猛也帮腔道：“魏征刚刚去世时，唐太宗哭的那叫一个伤心，不但说出了那句‘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的‘三鉴’名论，还亲自为魏征撰写碑文，同时提出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魏征的儿子魏叔玉。可是仅仅一年之后，唐太宗就变卦了，不仅悔婚，还派人推到了魏征的墓碑，前后差距这也太大了！”
独孤信道：“魏征生前一直在向唐太宗李世民推荐侯君集和杜正伦，说他们有宰相之才，可以提拔任用。可让魏征没想到的是后来这两个人竟然拥立太子李承乾，企图谋反。贞观十七年魏征病死，侯君集、杜正伦谋反后，唐太宗开始怀疑魏征也是太子一党，他越想越气，于是便派人推倒了魏征的墓碑，以示惩戒。晚年的唐太宗因为亲信大将造反，身边又缺乏魏征这种直言进谏的人才，性情大变，与以前有了很大的差别。其实魏征幸亏死的早，否则因为侯君集、杜正伦一案也必然遭受牵连，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躲过一劫。而且当时唐太宗又得到了一个让十分他震惊的消息，那就是魏征生前劝谏皇帝的奏章，自己都留有底稿，他还把这些底稿交给起居郎褚遂良，让他记录在唐太宗的起居注中。唐太宗肯定会心里犯嘀咕：魏征这是想踩着皇帝的肩膀留名青史吗？唐太宗越想越生气，所以才下了一道圣旨，把公主和魏叔玉的婚姻取消，派人把魏征的墓碑推倒。不过，在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亲征高丽返回的路，他又想起了魏征，他说：‘如果魏征在，他一定会劝我’。这时唐太宗让人把魏征的碑墓碑重新立起来，也算是对逝人的表错态度。一个皇帝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改正，也算不错了。”
谢驰叹道：“独孤兄弟果然是忠厚之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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