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柱子找到附近的一个救灾志愿者招募站，报名参加志愿者去灾区一线，来报名的人很多，有做过护士的，有干过消防兵的，有参加过救援抢险的，还有些民间自发组织的搜救队请愿要去灾区帮忙的，人人都争抢着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招募站的负责人一听说我和柱子是退伍军人，当下就给我们盖章登记，然后又打了一通电话安排调度，我和柱子如愿以偿的被分配到灾区前线协助一线人员开展救灾工作，当晚就坐上了最后一批去汶川的军卡，向震中地带进发。
一路上到处都是塌陷的公路隧道和栽倒的电杆铁塔，施工队和电力公司的人正在加紧抢修，越接近震中，余震的感觉也越来越明显。我们现在坐的这辆军卡本来是要运送几个部队的工程兵和一批通讯设备的，由于后勤方面在调度上出了一点小问题，没有衔接好，所以才临时装上了我们这些志愿者和一个来自上海的专业搜救小队。
车子在离汶川县城还有几公里的地方停了下来，这里是个中转站，也是个临时指挥所。我们刚一下车，一个身穿迷彩服首长模样的人就走了过来，接过司机小哥给他的单子，看了一眼，问到：“谁是张国柱？”，柱子小跑着出列，答了声：“有”。原来这个连队里有个开车的兄弟突发急性阑尾炎，已经送医院去了，现在缺个司机，柱子就被安排顶上了，负责往返运输物资，必要时也会往医院运送伤员，柱子回头对我笑了一下，比了个大拇指。我点点头，心想该这小子得瑟，他就喜欢开车，现在心满意足了。
每个人都分配到不同的岗位上，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哪里需要就去哪里。我头一天帮忙装车卸货，第二天负责转移伤员，后面几天直接给救援队打下手，帮忙在废墟中清理残砖瓦砾，大大小小的余震发生了很多次，有几个武警消防兵兄弟和搜救人员被埋在二次垮塌的地下再也没能出来。一开始我也有点害怕，但随即就想开了，既然我能豁出了性命去寻找天眼，那就没理由会在拯救生命的责任面前退缩，看着那些在残垣断壁中被救出来的人，我心里十分慰籍。
一周过后，又有很多志愿者陆续赶到，我们被替换下来，跟随返程的运输车辆返回成都。下车就碰见柱子在等我，他们是第一批回来的，比我们早到几个小时。
我和柱子马不停蹄的赶回家中，由于不像在部队时天天出操训练了，连续几天高强度的劳作让我浑身酸痛，柱子这几天连日连夜的跑车也没怎么合眼，一个劲儿的打哈欠，我俩像躺尸一样整整的休息了三天，精气神儿才算恢复过来。
柱子一大早就起床了，说之前联系的那位朋友今天要去看车，争取能卖个好价钱，我让他好好跟人家谈，不要辜负了若兰的一片心意。柱子瞪了我一眼道：“我办事，你就把心放肚子里”，说完就出门了，临走前还叫我等他的好消息，说回来带我去吃大餐。
柱子走了没多久，我也起床简单洗漱了一番，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北京了，这次成都之行叨扰柱子太久了，给他添了不少麻烦，虽然我兄弟俩感情深厚，但心里总归有些过意不去。不辞而别是怕柱子又要生拉硬拽的留我几天，因为我也还有些事情要做。
火车上接到柱子打来的电话，这小子劈头盖脸的就把我臭骂了一顿，说我胆儿肥了，敢一声不吭的就走了，说我不把他当兄弟。我笑着回他说：“我这也是没办法啊，我得赶紧回去想办法给你筹那五万块钱啊”，柱子一听更加气急败坏了，怒气冲冲的骂出了一口北京腔调：“你大爷的还真当回事儿了，你给我等着，等我这阵忙完了看我不飞到北京抽死你丫的”，我又是一阵好说歹说，柱子才平息了怒气，挂断电话后，我东想想西琢磨，不知怎的又想起了关于瓦屋山之行的一些疑问，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
回到北京后，我请以前公司的朋友些吃了顿饭，大家相处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还是有些交情的。然后准备回一趟湖北老家，回去看看大伯，可公司说我还需要办理一些离职手续，而且按公司规定都是在离职后次月中旬才能办理，我想着自己突然提出辞职确实也有些不厚道，便答应了，决定等到下个月办完手续再回去。
接下来的日子百无聊赖，每天就靠着看看电视节目打发时间，电视上铺天盖地的全是关于5.12汶川地震的新闻，其中有一条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
说是四川洪雅瓦屋山景区内，有一名当地向导带着一个地理杂志的取景团队深入山顶的迷魂凼区域，直到地震发生后也没有出来。当地政府已经派了好几批人进去搜寻，却依然没有找到，目前搜救行动还在继续，当地有经验的群众也自发的帮忙进山寻人。
看到这条新闻我有点坐不住了，当初我们是为了掩人耳目，才打着杂志社的幌子去找向导的，不曾想给当地纯朴的老乡们惹了这么大的麻烦，要是他们再出个什么意外，只怕我这一辈子都会良心不安。我此时懊恼不已，已经没有了前段时间因赈灾救人而获得的一丝欣慰，取而代之的是内心深深的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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