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党和军队最高领导职务的吴俊升同时也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临时主席，他上任的第一件事，便是在国会一雪前耻，向反对派挑战。
不管对国会制度的认识如何，前一阶段反对系在国会的动作已经极大地伤害了他在奉系中的威信。在此前决定代理党主席和军委|主席工作上，也有政治局委员指出他在国会的成绩不佳，可能并不是领导党和国家的最佳人选，这让他有些难堪。
现在权力在手，不乘机报复便不是他吴俊升了，他需要在国会打一个胜仗从而实现大翻身。而且张汉卿在世时给了人民党一个很大的伏笔，借着《紧急状态法》，他可以自由地行使量裁权而不至于受到国会的掣肘，因为国会已经依“法”停止工作了。
不过紧急状态不可能一直进行下去，人民党迟早会面对反对系的反扑。要打，就从政治上、制度上彻底打垮他们，给人民党一个清净、完全的执政环境，这也是贯彻人民党|领导国家的意图。
是时候从根本上结束国会混乱的局面了。根据《紧急状态法》，国家安全|委员会启动，同时国会的功能被无限期搁置。
在国会内部有着重要作用、体现人民党在国会意图的中|央统战部抛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诸多修改法案，这是之前经过张汉卿首可、有些是他亲自拟定并被当时的政治局所全盘接受的。韩淑秀，这位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唯一的女性委员，用详细的方案吹响向国会进军的号角。
由于紧急状态下发布的政令同样具有有效性，没有反对党掣肘的政|府实施了很多条酝酿已久的法案。首先是《宪法修正案》第一条的修改，即界定目前中国的努力方向及商定国体和政体。
“三皿煮义”被定下来，“以人民党|领导的立法制度”也定下来了。“现阶段国家的基本任务是在中国人民党|领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恢复并扩大生产，统一国民认识与中国人民党的领导地位”的结论也白纸黑字写下来了。
这个是虚的，还未等汪精卫等人有所反应，人民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强势通过了另一个议案，即《中国人民党执政地位决议案》。
这个《决议案》，实际上在1924年即被孙逸仙默许过，即为了凸显人民党的领导地位与限制其他派别反对势力的壮大，人民党的执政地位不容否认。
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国情决定的，孙逸仙先生以其慧眼和超宽阔的胸怀压制了其亲手组建的国民党对人民党夺权的倾向，从而避免了统一的中华民国不再有政治上的流血。基于这一考量，人民党重又提出，在背后，张汉卿做了大量的工作。
这个《决议案》，明白无误地提出了所有当选和候选国会议员，都要牢记“中国人民党是三皿煮义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领导者，她代表着中国当前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代表着先进制度、代表着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着先进生产力、代表着先进文化和先进思想的发展方向”，政治学家们归结为“五个代表”。
在中外政治观察家们的眼中，中国人民党已经是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条战线拥有无可争议的地位，即使反对派们，也没能奢望彻底通过其议案达到排挤人民党执政地位的诉求，而只是期望能在这个大蛋糕里分得较大的一块而已。
所以对其通过的看法，均认为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可是对张汉卿们的意义不同。因为这“五个代表”决议案的通过，其实已经在法理上宣称，中华民国已经全面处在人民党的掌控之中。
因为有这个决议案为引子，吴俊升雷霆推出了后手，即在后世争议颇多但又认为在当时是必不可少的被称之为“集权宣言”的宪法修正案，即《中华民国选举法修正案》和《国会代表资格认定法案》。
《选举法》其实是针对地方特别是县一级议会多数由旧官僚、地主、资本家垄断这一事实而做的大幅度修改。由于县级决定地区及省级议员的归属，那么从基层彻底掐断反对派进入国会的前提是，其赖以存在的县级议员资格掌握在人民党手中。
新的选举法将目前的国会众议员人数扩充到966人，其理由是：中国拥有众多的人口，而目前又没有足够的条件进行普选，那么适当地增加议员数量可以有效地减少广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困难，即还政于民。
这一冠冕堂皇的说法让没有准备的反对派瞠目以对。
1926年不含台湾在内的中国大陆总人口为4.8亿多，按照修订的每50万人一位众议员的比例分摊到各省。原本各省拥有的众议员人数按照新的规定补足，并按资格淘汰一批资格审查不符合的议员。
这么多人，除大选时和每年一度众议院大会时参加会议外，平时都将充实本省的议会工作。而日常的工作，将由全体众议院议员选举出来的常务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来主持。
这就意味着，现有的众议院的议员们将会被稀释一半多，而他们之前享有的直接参与日常国家事务的管理权力也被间接剥夺，权力已经集中在经第二次选举后产生的众议院委员们手中。他们历经千辛万苦获得的众议员资格，现在其实变成了众议员“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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