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蒋冕与朱厚熜叙谈之时，散本官拿着王琼率领九卿《请上亲政事疏》，慢悠悠的走入的内阁。
文华殿南面有金水河，河上一座白玉石桥，石桥和河水四周围绕回纹栏杆，踏过栏杆桥迎面即有，十余间上下两层廊房阁楼，阁楼皆覆以黄瓦，最西边五间阁楼廊房，即为而今大明中枢之一——“文渊阁”是也。
文渊阁与文华殿相较，则有几分略逊一筹之意，不过也是理所当然之事，毕竟文华殿乃太子视事之地。
而文渊阁固然本为皇帝藏书之所，但也无法与储贰视事之地能够比较。
“文渊阁”明亮大字，便立于门庭，扁牌下置红柜，藏有三朝实录副本，尽头前楹设凳东西坐，其余四间皆后列书柜相隔，前楹为退下休息场所。
天顺八年李贤自吏部进内阁以后，觉得坐在一旁不安，故而令人移红柜在墙壁后，再欲设公座。
时任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彭时，良言苦劝：“不可，宣德初年之时，宣德皇帝在此坐，往日一直不曾设公座，如何今日敢设立？”
李贤则毫不在意，反而强横反问：“宣德初年之事，都已经陈年旧事，何须如此拘泥，但使设座，有何妨？”
彭时并没有给，华盖殿大学士面子，依旧执理力争：“此地乃出于禁内，我等臣子怎好做南朝北？”
李贤却说：“那东边伙房食处，却有正坐，又待何解？”
面对李贤质问，彭时据理力争：“文渊阁有匾额，而其他处皆无，焉能相提并论邪？”
李贤又反问：“那东阁有扁，却依然有正坐，文渊阁又有何不可？切莫如此拘泥。”
彭时答：“东阁西面，而非正南，故而可以设正坐，而文渊阁则不可！”
李贤被彭时一番话给呛到，连忙语气不善反问：“假使为文渊阁大学士，岂不是没有正坐？世上岂有居官而不正其位者？”
彭时依旧固执己见：“正位在外诸衙门则可，在宫内决然不可，如若处处想要正位，那华盖、谨身、武英、文华诸殿大学士，将如何耶？
盖殿阁皆至尊所御，原设官之意止可侍坐，以备顾问，决无正坐理。”
李贤虽然一时语塞，诚如彭时所言，难不成华盖殿大学士，还敢华盖殿正位，让皇帝无座？
但其却依旧意犹未尽，任想坚持设正坐。
直到数日之后，明英宗谴太监傅恭送范铜饰金孔子，并四配像一龛来，礼敬的将其放置于中间。
又过数日，再遣太监裴富送圣贤画像一副，来悬于龛后壁上，如此才停止这场相争，从此文渊阁不设正坐，而是东西分坐，华盖殿大学士坐东首，谨身殿大学士坐西首，且每日皆要上香行礼之后再行办公。
不过也并非内阁大学士，就只配做偏坐，而是不能在文渊阁，坐在中间而已。
若是内阁大学士前往翰林院，则必然首座，而翰林院学士掌院事，反而只能侧坐。
盖内阁大学士未曾有参赞机要，入直文渊阁票拟之时，其本与翰林院同衙门，而且还是正坐堂官，因此翰林院官员，称呼内阁大学士可称“中堂”，而其他人却不可。
文渊阁门额不仅悬挂牌匾，还悬挂着“凡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违者治罪。”十七个明晃晃大字。
散本官并非闲杂人等，故而可以直入文渊阁，先到圣贤画像，以及孔子与四贤铜龛行礼之后，走到东首对着杨廷和笑道：“王天官，好巧计，不肯各自辞，只想以一本奏疏意图阿附圣人，就此了事。”
本来杨廷和与梁储同为华盖殿大学士，虽然杨廷和早于梁储入阁，但期间其丁忧一次，故而东首位置原本为梁储坐。
但是不知道梁储是觉得服侍正德太难，或是觉得那个位置就是个火山口，或者是觉得自己德疏才浅，还是看透了正德心思，不但没有坐上东首，反而一再向正德提议夺情让杨廷和起复。
正德本就不舍得杨廷和，故而丁忧不足三年，屡屡催促之下，继续入京辅政。
梁储不但没有占据位置，反而杨廷和起复之后，还事事请示杨廷和，完全以对方马首是瞻之相。
因此自李东阳致仕后，这个位置则成了杨廷和私人位置，抛去丁忧两年半，其余时间都是在这个位置渡过。
杨廷和看着散本官笑逐颜开，结果奏本看了一眼之后，也笑着回答：“朝廷亦巧于批答，也拟旨褒谕之，不及辞任事。”
在其看来，朱厚熜所批答对于批答之事，已然自有一套，只是褒奖王琼一番，但确并没有钦点何人日讲，只是含糊其辞说了一句尊崇祖训而已。
既然皇帝如此说了，那杨廷和也不能小气，研磨提笔，开始起草褒奖王琼之问。
散本官这时紧接着说道：“王天官蛊惑大行皇帝，不知老先生有何想法？”
杨廷和顿时一惊，然后搁下笔墨，愕然问道：“何有此言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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