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冲地方志》载：“……民国三十一年五月十日午后二时许，敌兵一百九十二人，不费一枪一弹，大步扬扬，把臂欢笑，直入腾冲。腾冲城内囤集甚丰……敌尤喜出望外。”云云。
滇西重镇腾冲就这样轻易的陷落了。
由于日军已经抢在第8军，第54军和第71军的前面抢占了怒江以西的要点，第8军，第54军和第71军近十万将士面临着被隔绝在怒江以西的绝境。
“弟兄们，我们只有拼死向前，才能打通回国的道路。我们宁死也决不向倭国人低头。有胆子就跟着我冲！”刘建业带着先头部队向占领惠通桥西侧的制高点松山的日军发起了决死的进攻。
归国心切的官兵们无所畏惧，即使面对敌人的疯狂扫射，也直着腰杆不断的向前冲击，冲击的路上，不断有人倒下，但是没有人后退。幸好，日军还没有时间在松山上构筑起后来的松山要塞那样的坚固工事，而且，占领松山的日军也只有一个大队。面对近万中国士兵的反复潮水般的突击，日军虽然竭力死战，仍然未能完全阻挡住中**队的突击。半天过后，日军一个大队的士兵全部玉碎。
在历经了艰难时日以后，第二期入缅作战的近十万将士终于冲破了敌人的阻挡，回到了自己的土地上。可是，在经历了半个月左右的血战以及热带病以后，近十万将士也折损了超过两万官兵。
刘建业则在为大部队殿后掩护的时候，被一颗子弹击中，敌弹由左胸左下方而入，从背后脊骨左边而出，热血当即由前后伤口像喷泉一样流出。刘建业当即以左掌紧压前面伤口，后面伤口无法控制，只好任凭热血不停外流；肺内也因伤大量出血，涌至喉管，不能呼吸，窒息难受，非将气管内积血咳出，才较为舒畅，咳嗽又牵动伤口剧痛。咳出之血，刘建业不敢吐在地上，惟恐影响身边官兵的军心斗志，就把嘴里的血吐在手绢上。
一直坚持到大部队全部过江，刘建业才被几名卫士用担架抬着放上木筏，冒着敌人的拦截炮弹，漂过怒江。自从被卫士拼死抬着过了怒江以后，刘建业很快就被作为**战伤的高级军官，被紧急送往昆明的陆军医院救治。在医院里，刘建业享受到了作为高级军官的待遇，每天慰问不断，鲜花环绕。但是，刘建业只是勉强的应付一下，大多数的时间，他只是靠在病床上，看着窗外繁花似锦的春城，默默的一个人沉思。
对于失败，刘建业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可接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常胜将军。即使是强大如拿破仑那样的真正的战争天才，最后还不是受到了莱比锡和滑铁卢这样的失败，更不用说在远征俄国时候，50余万法军只剩下一万多人死里逃生。刘建业自认为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资质也比较平庸，唯一的一点优势就是自己知道这个时代的世界大势的发展方向。自己此前一直顺3顺水，靠的就是这一点优势，再加上自己一支好像有一种神秘的好运气伴随，所以，在自己的面前，似乎并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但是，这一次的入缅作战，让刘建业彻底明白，自己毕竟只是一个小人物，没有那种可以改变天地的力量。在国家力量面前，自己的力量实在是过于渺小了，以至于连此次作战的最低目标都无法实现。整个远征军还是像历史上那样遭到了惨败。
挫折和失败感像幽灵一样，笼罩着因伤住院的刘建业。灰心，失落，让刘建业的情绪极度低落。这种情绪也影响了他伤势的恢复，伤口时好时坏。
放下在昆明医院里养伤的刘建业暂时不谈。让我们暂时把目光转到另外一边。
5月28日，史业迪威乘坐美军的B－25轰炸机离开新德里，经过5个多小时的飞行，抵达印度东部的阿萨姆邦。这是他第一次乘坐这种时速可达400公里的新式飞机，感觉“虽然不怎么舒服，但速度快得很，远远超过了运输机”。第二天，飞机继续向昆明飞行。
现在，日军占领了缅甸全境，犹如在印度和中国之间打进了一个巨大的楔子。从印度东部的美军空运司令部飞往中国昆明，只有向北绕行，飞越号称“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脉，当时这被叫做“驼峰航线”。
这是一条极其艰难和危险的航线。喜马拉雅山东段的海拔高度在4500米左右，飞机必须在5000米以上的高空飞行，这相当于通常飞行高度的两倍。在这样的高空飞行，气候极为寒冷，空气十分稀薄，而且常常遇到强烈的涡旋气流。这种危险的气流，会使飞机失去控制，甚至能把飞机的机翼折断。
史迪威蜷缩在厚厚的皮飞行服里，身上盖了一条毯子和一件大衣，但仍觉得冰冷刺骨，而且伴随着胸闷、气促，他只好戴上了氧气面罩。第一次飞越驼峰使他感到，在这样的航线上向中国空运物资，实在是大艰难了。
自3月上旬仰光陷落，滇缅路已被截断。最初，腊戍、畹町、保山等地尚有一些积存物资，可以运往昆明和重庆。不久，日军占领缅北，并推进到中国境内的怒江西岸，腊戍、畹町等地未及抢运的物资，或被撤退的中**队付之一炬，或被日军夺走。
为了维持对华援助，设在印度阿萨姆邦的美军空运司令部于5月开始飞越“驼峰航线”，但是当月的对华运输量仅为80吨，与原滇缅路每月运输5000吨相比大为减少。此前，罗斯福曾向蒋介石许诺，为中国战区提供100架－3型运输机，可现在只有5架。由于运输困难，美国的对华租借物资在途中大批积压起来。在印度的阿萨姆邦，堆积了4.5万吨，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斯港，还有14.9万吨无法装船。
根据当时的实际状况，美国事实上很难立即向中国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而且从中**队在缅甸战役中的实际表现来看，如果不对这支军队进行重大改革，即使提供再多的美式装备，也很”难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因此，史迪威决心说服蒋介石，首先对中**队进行整编，而后根据可能的条件向这些部队提供美式装备，这样才能使美国的物资援助发挥实际效用，实现同盟国共同的战略目标。
飞机在昆明机场降落，史迪威原打算马上飞往重庆，但由于天气恶劣，飞机无法起飞。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天气仍无好转，史迪威心急如焚。
重庆，曾家岩德安里的最高统帅官邸，最高统帅背着手在屋里来回踱步。接踵而至的坏消息像一颗颗重磅炸弹，把他不久前刚刚燃起的一点希望和兴奋炸得粉碎。一脸沮丧的神情比那阴沉的天气还要灰暗。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曾经着实激动了一阵子。他认为，倭国对美、英发动战争，无异于“饮鸩止渴”；而美、英参加对日作战，费不了多大力气，用不了多长时间，便可轻易取胜，他也就可以坐享其成了。他认为，中国与美、英、苏等国结盟，已成为世界“四强之一”，各国均不能不重视中国在亚洲的重要作用，国际地位的提高，自然会大大巩固他在国内的“领袖”地位。他认为，美英“不能不集中全力先解决远东之倭寇”，而要战胜倭国，则不能不倚重于中国。这样，美国的援助物资也就会源源不断地落入他的手中。
然而，开战近6个月来的事实，却大大出乎他的预料。日军的凶猛攻势接连不断，步步获胜，美英等国损兵折将，节节败退。香港的15万英军挂起了白旗，新加坡的8万英军放下了武器，爪哇的英美荷联军和菲律宾的美菲联军也先后缴枪投降。美英等国居然让中国作为“四强”之一在《联合国家宣言》上领衔签字，却又不让中国参加联合参谋长会议和军火分配委员会，同盟国的重大作战行动和租借物资的分配，中国无法直接参与意见。美英等国执行“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租借物资的绝大部分都给了英国和苏联，分配给中国的份额仅为1.5％，而由于缅甸作战失败，运输更加困难，这1.5％也几近断绝。
最高统帅愤愤不平，满腹怨气。他原以为可以借用美英的力量对付倭国，自己坐收渔人之利；没承想，美英却把中国推到前面，要让他担负牵制倭国的主要责任。在多年的国内政治斗争中，他从未做过赔本的生意；在目前同盟国的复杂关系中，他也绝不愿给别人当枪使。
他坐到桌前，提笔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拐弯抹角地向美国总统施加压力。他说，由于同盟国的失败和对华援助的减少，中**队的士气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低落过，他本人也第一次对形势感到了悲观。除非美国提供大量的对华援助，否则，中国人对同盟国的信心将彻底动摇，中国的对日抗战也将会“全面崩溃”。他甚至警告说，中国的亲日派分子正准备推翻他的统治，以便单独与倭国媾和。
对于史迪威，最高统帅心中的不满正与日剧增。他之所以请美国人来担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并不是想让他们来指挥中**队，而是要获取美国的援助。他让史迪威去指挥远征军，无非是想让他去和英国人周旋，同时也取悦于美国。没想到，史迪威竟把他的假戏真做，一门心思地去和倭国人打仗，对于争取美国援助远没有他所希望的那么热心。
最高统帅和史迪威，一个在重庆，一个在昆明，两地相隔约700公里，但两个人各自的想法和打算，似乎比这地理上的距离更加遥远。这预示着两个人的重新会面，将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严重分歧。
6月2日，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宋部长和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华盛顿签订全称为《中华民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适用1941年3月11日美国国会法案所认为及规定之互相援助以执行抵抗侵略战争之原则之协定》，亦称《中美租借协定》。
协定重申“中华民国之防御及抵抗侵略对于美国之防御关系至为重要”，两国政府商定：“美国政府将继续以美国大总统准予转移或供给的防卫用品、防卫兵力及防工情报提供给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将继续协助美国之国防及其加强，并以其所能供给之用品、兵力或情报供给之”。根据上述原则，协定签订的同月，中、美政府代表即在华盛顿签署数额为8.7亿美元的《中美租借物资协定》。
6月3日下午，乌云散去，天空放晴，史迪威在昆明滞留了5天之后，终于飞抵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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