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奉召离开重庆，于1943年4月28日回到华盛顿。陆军部考虑得很周到，他们已经把史迪威的夫人威妮从西海岸卡梅尔的家中接到首都，以迎接远方归来的战将。
史迪威一贯恪守美国新英格兰一带的清教徒式的传统道德观，对家庭保持着一种神圣的感情。他从不放纵自己，甚至拒绝接受陆军部向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部派遣女军人。正因为如此，他对陈纳德开办妓院感到非常愤慨，把这看成是极为堕落和无耻的行为。
在中国期间，他和夫人保持着频繁的书信联系，时常在信中倾吐对妻子威妮和孩子们的思念和爱恋。1942年底，他的大儿子约瑟夫·史迪威中校和女婿伊斯特布鲁克上校也调到中国战区任职，这多少排解了一些他远离家人的孤独。
到达华盛顿的第二天，史迪威拜访了马歇尔。马歇尔向他通报了此次回国的任务和目前面临的问题。他告诉史迪威，5月中旬将在华盛顿召开联合军事会议，以研究同盟国的作战计划，其中包括中缅印战区的任务，会议的代号为“三叉戟”。目前中国方面已通过宋部长提出了最高统帅的要求，即要求首先集中力量对日军进行空中打击，并要求将5月至7月运到中国的租借物资全部提供给陈纳德，而根本不提整编军队和包括反攻缅甸在内的地面作战问题。陆军部认为，这一计划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如果不尽快改善中国地面部队的装备和战斗力，日军将会很轻松地摧毁中国机场，并可能进攻昆明、桂林和重庆，以及阿萨姆的空运基地，就像去年上半年的浙赣会战里一样。这样，不仅空战计划会落空，而且中国战区也将面临更加危险的形势。但是，最高统帅却向罗斯福保证：“现有的中**队能够阻止日军对地面机场发动的进攻。”马歇尔要求史迪威在第二天会见罗斯福总统时，详细说明中国战区的情况和他的观点。
4月30日，史度迪威会见了罗斯福，向他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中国战区的首要问题应当是整训和装备陆军部队，并通过反攻缅甸打通地面交通线。这样才能向中国运送充足的物资，挫败日军的地面进攻，从而保证空战的实施。但是，军事上并不内行的罗斯福已经决心要支持最高统帅和陈纳德的“空战第一”理论，他根本听不进史迪威的任何意见和解释，反而认为史迪威妨碍和拖延了陈纳德的空战计划。
当天晚上，史迪威应邀到陆军部长史汀生家赴晚宴。史汀生明确表示支持史迪威的观点，并很同情他的艰难处境。他马上打电话对罗斯福说：“我很钦佩史迪威，愿意就总统对史迪威的明显怀疑向总统作出解释。”后来，他又写信给罗斯福，表示了对史迪威的信任和支持。他在信中写道：“我非常了解史迪威，才把这场战争中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他……我相信，他是我所了解的唯一能够顺利完成这项任务的人。”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围绕着中国战区“空战第一”还是“陆军优先”的问题，也分成了两种意见。不过，只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兼罗斯福的私人参谋长李海海军上将支持陈纳德，而陆军的马歇尔上将、陆军航空兵的阿诺德上将和海军的欧内斯特·金上将都支持史迪威。尽管如此，作为美**队最高统帅的罗斯福总统还是拒绝了多数人的意见，坚持把陈纳德的空战计划放在第一位。
5月2日，罗斯福对马歇尔明确表示，他决不允许以任何理由再延误陈纳德的空战计划。他认为：“中国最高统帅的处境非常危急，他的政府有彻底垮台的可能。这是我们美国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必须在政治上支持最高统帅”，而“空战计划”对提高中国的士气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虽然同意向云南的中**队提供整编计划所“必要的物资”，并表示由他来就这个问题与最高统帅交涉，但同时又提出要修改“安纳吉姆”计划，缩小反攻缅甸的规模，把战役限制在缅甸北部，放弃进攻南部和夺取仰光的目标。而且，即使是这个缩小了规模的反攻战役，也必须放在陈纳德的空战之后。
史迪威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气愤，他认为，由于宋女士在美国住了半年，并且两次住进白宫，“已经弄得罗斯福分不清是非了”。因此，罗斯福“对最高统帅的品质、企图、权威和能力作了完全错误的判断”。史迪威怀着郁闷的心情在日记中写道：“亨利·史汀生和乔治·马歇尔是通情达理的。陆军部也不错。甚至航空兵部队对陈纳德也有些厌烦。但是，当世界上最伟大的战略家不赞成你的时候，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
5月12日，有美英两国首脑和三军参谋长参加的“三叉戟”会议在华盛顿开幕。史迪威在卡梅尔的自己家里度过短短5天假期之后，也赶回来参加了这次会议。虽然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关于欧洲战场问题，但亚洲战场也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通过英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向会议提出了一份建议，主张把中国作为打击倭国的主要基地，要求加强对华援助和对日空战，并对缅甸北部发动一次有限度的地面攻势。英国人对中国战场毫无兴趣，他们只想着能够获得更多的美国物资，已进行它们所希望的对欧洲大陆的反攻作战，他们宁愿支持罗斯福的空战计划，也不愿参加一场规模已大大缩小的缅甸战役。不过，在马歇尔、欧内斯特·金和史迪威的积极争辩下，他们还是不得不作出了一些让步。
5月20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中缅印战区的作战方案，决定首先集中力量扩大对华空运，同时加强对日军的空中作战；反攻缅甸的作战被限制在曼德勒以北地区，目标是打通中印公路，使中国能够尽快从陆上通道获得外援物资。会议同意从7月起把对华空运提高到7000吨，9月以后达到每月1万吨。但是，罗斯福又特别命令，自7月1日起每月的7000吨物资中，必须向陈纳德提供4700吨，还要给中国空军300吨，另外的2000吨，“用于所有其他目的，包括地面部队”。这2000吨物资除了向中**队提供1500吨之外，史迪威每月只有500吨可以装备正在云南进行整训的远征军部队。“他们实际上使我根本无法整训远征军，可是又命令我用这支部队发动一场进攻。”史迪威对此不能不感到愤愤不平。
会议期间，英国首相丘吉尔怀着极大的兴趣在英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约见了史迪威。英国首相似乎很诚恳地询问了他对驻印英军的看法。史迪威坦率地指出，韦威尔上将陷入了失败主义情绪，他所统帅的印度战区处于一种懒散的状态，缺乏活力。令史迪威感到惊奇的是，丘吉尔首相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事实上，丘吉尔这个大胖子已经在考虑撤换驻印英军统帅，不久韦威尔就改任印度总督，而由从北非调来的奥金莱克将军出任英印军总司令。史迪威还谈到了他对“三叉戟”会议关于缅甸问题决定的不同意见，给丘吉尔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丘吉尔后来曾多次表示，他“十分尊敬和欣赏史迪威将军”。当然，这种好感并不会对丘吉尔的对华政策产生任何有利于中国的影响，在遏制中国的同时给与中国最低限度的援助，使中国既能够维持抗战，又不至于重新强大起来，从而威胁到战后英国在亚洲的利益，仍然是英国统治上层的主导思想。
“三叉戟”会议结束之后，史迪威离开华盛顿，取道伦敦和开罗返回重庆。此次美国之行，他不仅一无所获，还遭受了一系列挫折，反攻缅甸战役被限制在北部一隅，陈纳德的空战计划被放在第一位，租借物资的绝大部分被划给了空军，他的所有建议和要求几乎全部被拒绝和驳回。但是，他心中的希望和热情并没有熄灭。他相信，陈纳德的空战计划绝不会像他吹嘘的那样灵验，事实终将证明那些把陈纳德当成救世主的人是多么愚蠢！他相信，总有一天他能完成对中**队的整训，这支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军队必将所向无敌，他们不仅能夺回缅甸，而且能向华南、华东、华北和印度支那反攻，给日军以致命的打击。
这一段时间的国际反法西斯战场上，盟军在欧洲、非洲和太平洋战场的许多重大战役中都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欧洲的苏德战场上，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会战于2月2日结束，苏军获得了辉煌的胜利，歼灭德军第6集团军，罗马尼亚第3、第4集团军，意大利第8集团军。德军及其仆从军在会战**损失150万人。德军从此丧失了苏德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而苏军从此掌握了战略主动权，整个战场开始转入反攻。
在北非、地中海战场上，阿拉曼战役于1月23日结束，英军占领了利比亚首府的黎波里。在会战过程中，英军以其海、空军的优势，夺取了战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击败了德意非洲军团，迫使4个意大利师投降，共歼灭德意联军5万5千人，击毁坦克350辆。这次战役是北非战局的转折点，丘吉尔称之为“命运的关键”。他说：“在阿拉曼战役以前，我们是战无不败；在阿拉曼战役以后，我们是战无不胜。”1942年11月在北非登陆的英美联军于1943年3、4月间和英第8集团军从东西两个方向上向据守突尼斯的德意联军非洲军团发起进攻，5月7日攻占了突尼斯城和比塞大港，13日，走投无路的25万德意联军在阿尼姆大将率领下宣布投降。至此，德、意在北非的军队全部被盟军肃清，从根本上改变了地中海的形势，并为登陆意大利西西里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轴心国的软腹部彻底暴露在同盟国的军事威胁之下。
在太平洋战场上，日军在中途岛战役中遭到沉重打击，失去战略主动权；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企图重新夺取战略主动权又遭惨败，于1943年1月从瓜达尔卡纳尔岛撤退后，被迫停止了战略进攻，转而采取防御战略。此时，美军不仅稳定了夏威夷岛与中途岛海域的局势，解除了日军对澳大利亚和美、澳间交通线的威胁，而且夺取了前进基地，为尔后的反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补充和准备后，从5月起，美军及美澳联军逐次由北、中、南及西南太平洋各个方向上开始了逐岛进攻作战。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作用愈来愈为世界所承认和重视。中国作为反法西斯阵线的主要盟国之一，美、英等国就不能不考虑对华关系，不能不考虑与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起作用相适应的国际地位问题。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在名义上与美、英、苏并列跻入“四强”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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