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陆军省华丽的大厅里，审讯继续进行。倪检察官盘问的话锋明亮而锐利，一路剥开和直逼，使板垣疲于招架。当涉及到土肥原贤二时，板垣总是显得格外紧张和狡诈，满口谎言。倪检察官：“‘九;一八’事变过后，土肥原即上任沈阳市市长，你数次派他去天津，是否与挟持溥仪有关?”
板垣：“土肥原出任市长一切都托付给满洲人处理，他只是挂名而已，所以除了收集情报之外别无它事。他去天津也是为了收集情报，弄清溥仪是否真的愿意离开天津来满洲只是附带的任务。”
检察官拿出一份林总领事1931年11月12日发给币原外相的电报，念道：
“有关宣统皇帝来满一事，l2日向军司令官探听时，司令官答日未闻任何情况。目前皇帝来满，时机尚未成熟，勿急于从事，应令板垣参谋通报给天津军，暂缓办理为宜……”紧锣密鼓地炮制一个傀儡政权，也是板垣与土肥原秘密策划的一个阴谋。
检察官：“政府特意选任土肥原到中国，是因为土肥原在过去已有建立新政府的经验，不是这样吗?”
板垣：“不是。”
被激怒的检察官呼地站了起来，指着坐在被告席一角的土肥原大声斥陈道：“那就是土肥原!就是他挟持溥仪到长春，制造‘满洲国’傀儡政权；他还策划‘中村事件’，‘九;一八’事变；策划华北自治，搞冀东伪政权；煽动内**立；纵恿吴唐合作；扶植南京伪政府；策动特务组织进行阴谋暗杀活动。这些都是那个坐在被告席上的土肥原干的!”
法官、检察官、书记官、证人、被告、宪兵、旁听者，大厅内所有人的目光都迅速地集中在一个焦点上。土肥原被重重地击中，被突现了出来。
土肥原大概是被作为恶神制造出来的。他在日本人中算是个大块头，身体肥胖，有着宽阔前额和蘑菇大耳的肥硕脑袋栽在又宽又厚的肩上。沉重的蒜头鼻子在两颊和上唇的结合部压出两道深深的弧沟，双眉向额角挑起，深陷在鼻子和眉毛里的眼睛，像藏于袖口的暗剑，时而吐露出阴气逼人的冷焰。但土肥原是一个老练的假面演员，他不仅善于把自己的阴谋隐藏好，还能把自己的表情相貌遮避起来。
自从坐在被告席上，土肥原看着审判席上的中国人、印度人、新西兰人和菲律宾人，心里就一直有一个讥诮的念头：“侏儒在决定巨人的命运。”但他毫不费劲地保持着大理石般的冷静，同往常一样，脸上始终挂着温和恭顺的笑意，加上眼睛附近松弛的肌肉和鼻子底下那撮幽默的仁丹胡子，给人一种稳重可靠的印象。
1931年10月的某天夜里，土肥原就是带着这副假面闯进了天津溥仪居住的“静园”。
“九;一八”事变之后，这个意志顽强、勤勉能干的阴谋家就绞尽脑汁地谋划建立一个傀儡政权。经过苦苦思索和奔忙，一个阴谋又在他那脑满肠肥的身体里孕育成形了。9月23日上午，关东军参谋长办公室里的一个四人会议正在进行，与会者们为今后怎样奴役和控制满洲意见不一，争吵不休。土肥原并不急于发言，他手捧一只洁白的细瓷杯，面向窗外，慢条斯理地品着浓茶。等会议的气氛趋于冷却的时候，他拿出一个建立由日本控制、脱离中国本土的“满蒙王族共和国”方案。方案之周密令板垣等人不得不服。日本中央军事机构根据这一方案制定了《满洲问题处理方针纲要》。土肥原根据他老辣的经验和敏锐的嗅觉，把溥仪作为对象人物，并由他潜入天津实施这个阴谋。
那天夜里，土肥原戴着他那副温和恭顺的假面，以十二分的诚恳对溥仪说：张学良把“满洲”闹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得不到任何保证，日本因此而出兵。土肥原紧紧抓住溥仪朝思暮想重当清帝的心理，把假面弄得更假一点，接着说：关东军绝无领土野心，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国不能无主，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尽快回到祖先的发祥地领导这个国家。
土肥原特别强调说：“这是个独立自主的，由宣统帝完全做主的国家。”
溥仪需要更明确的承诺，问道：“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这些问题到了沈阳就可以解决。”
“不，”溥仪咬住实质性的问题不放：“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是不会去的。”
土肥原的假面又微笑了，声调不变地说：“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溥仪不知是真的以为梦想就要成真，还是迫于土肥原的压力，当即表示同意。土肥原催他及早动身。但由于日本军部和内阁对于起用溥仪及时机问题的认识仍未统一，为此溥仪身边的遗老遗少发生了争执，使得溥仪也陷入了混乱，犹豫不定。土肥原见状，便指使手下的特务采取流氓手段进行恫吓。溥仪一会儿收到陌生人送到家门口的炸弹，一会儿收到措辞恐怖的黑信，一会儿接到威胁电话，还发现一些身藏短刀的人在附近转悠，弄得胆小的溥仪心惊肉颤坐卧不宁。在土肥原的推动下，日本人豢养的匪徒、流氓、吸毒犯发动了汉奸便衣队武装暴乱，日租界和就近的中国管区宣布戒严，酿成了“天津事件”。日军的装甲车以“保护”的名义开到了“静园”门口，是保护还是威慑，溥仪心里非常明白。1931年11月8日晚，溥仪终于按照土肥原的精心安排潜出家门，经舟车辗转秘密到达旅顺，婉容皇后也被女谍金璧辉（川岛芳子的真实姓名）诱骗到长春。
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除了一班胡搅蛮缠的日本和美国律师外，还有一班证人，他们本身就是受到指控或逃避了指控的战犯，他们相互勾结，颠倒黑自制造伪证，给审讯带来许多麻烦。对于土肥原的上述罪行，在有当事人溥仪出庭作证、事实昭明的情况下，不仅板垣为其掩饰，日本当年驻天津的总领事桑岛主计在出庭作证时，也为其狡赖。土肥原到天津进行挟持溥仪的阴谋活动时，桑岛曾屡次劝阻，并用电报告知日本外务省，最后又发长电给币原外相，详细叙述了土肥原如何不听劝告，煽动天津保安队闹事，将溥仪装入箱内秘密送走的经过。这些电报被我方检察官从外务省秘密档案中查获，并引入证词。而桑岛在法庭上竟然说这些是当时听信了流言写出来的，不足为信。检察官当即诘问：“电报中关于你和土肥原的几次谈话，是不是外边的流言呢?”桑岛倒噎了一口气，讪讪地退下。
受到指控的初始，坐在被告席上的土肥原极为紧张焦虑，他不知道一个致命的证据是否落到了公诉方的手里。l943年12月27日，于日本本土东部防卫司令部，土肥原在8张粗糙的陆军省格纸上亲笔写下了罪恶的记录。他写道：“我于中途才参加满洲事变的计划。石原和板垣有意接溥仪回满洲。我任奉天市长一个半月后就被派到天津，目的是要在天津闹事，准备在华北闹得天翻地覆，并乘着慌乱把溥仪带走。我以前就认识溥仪，向他劝说时他提出各种条件，我说就是接受了你的条件，由于情势会不断变化也没有把握，故要紧的还是胆量。当时天津驻屯军只有一个大队左右，因此我们也动员了警察。我们乘警戒溥仪公馆的警察因天津事件出去时，把溥仪带出来送上了‘淡路丸。”土肥原还写道：“那时，币原外相曾训令说，如果溥仪想逃跑，可以把他杀掉。溥仪逃出天津，中国人也出力不小。”
但是这份弥足珍贵的证据当时并没有落到法庭手中，而是在一个负责保管它的日本人手里。这个日本人为了避免被国际军事法庭发觉，志愿去由中国大陆撤退，日本人的船上工作。他把材料也带上了船，万一遇到什么情况，也可就手把它扔到海里。当1977年这个日本人把材料公诸于众时，仍不愿透露自己的名字。
土肥原见法庭并没有掌握这个证据，收紧的身体渐渐地松开了，甚至露出满不在乎的神情。他大概由此还认为他所犯下的罪行都包藏在幕后，法庭抓不住什么东西。这个富于心计的赌徒没有全错，对他的罪行的索证确实很困难。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司法部都拿不出什么有力的证据，倪征噢在赴东京前，特意找到在押的伪满洲国议院议长赵欣伯，让他提供土肥原和板垣制造满洲国傀儡政权的罪证，赵应承并写了一部分，但第二次找他时，他却变了卦，把已写出的一部分扔进煤炉烧成了灰烬，并拒绝再动笔。
但是，土肥原做梦也没有想到，昔日曾经与他一起策划并实施了“九一八”事变，并建立伪满洲国的关东军同僚里，有人在法庭上站了出来。
随着审讯工作的步步深入，国际检察局的检察官以越来越充分的证据，一层层地剥开紧紧包裹着他的黑幕和假象，把他阴影一样的原形暴露在阳光之下。
土肥原有一洋一土两个别号，一个取自英国名声广播的间谍劳伦斯，叫作“东方劳伦斯”；另一个取自他本名的汉话谐音，叫作“土匪原”。这两个别号恰到好处地剥露出他阴险诡诈和残暴毒辣的双重性格。这两个别号也包含着他罪恶的荣耀和历史。土肥原完全是靠在中国从事间谍阴谋活动起家的日本法西斯军人。l883年8月8日，他降生在冈山县的一个军人家庭。1912年以优异成绩于陆军大学毕业。次年被派到日本陆军在北京的间谍窝“坂西公馆”，担任特务头目坂西利八郎的副官。到北京不久，他就能操一口流利的京腔，加上那副“敦厚诚实，乐天善谈”、给人以“温雅可近”印象的假面，他很快就结交了许多中国人，其中不乏各界的头面人物。他的家中常常宾客云集，中国的山珍海味和日本的茶道，交替组织着热气腾腾的场面。就在这人声鼎沸的时候，他总是静静地站在一边，竖起警觉的耳朵。他就这样隐蔽着开始施展他阴晦的才华。l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时，他竭力帮助亲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与英美扶植的直系军阀作战，并暗中策划用停止银行兑换等手段，导致直系军阀发行的纸币作废，从而加速了它的垮台。当奉系军阀头目张作霖的势力从东北扩展到北京，依仗自己的实力，急欲摆脱日本人的控制时，这个傀儡反成了障碍，土肥原又参与密谋，于1928年6月1日在沈阳郊区的皇姑屯炸翻了张作霖乘坐的花车，张作霖当场毙命。土肥原由此奠定了他的名声和地位。其实在此之前，土肥原就有过令人侧目的杰作。1920年，他奉命前往民港调查中国炮舰事件，从锅炉房的耗煤记录中发现炮击那天耗煤量超常，进而确证炮舰有过活动。还曾利用与山西土皇帝阎百川的同学关系，到山西各地去旅行，悄悄地对那里的兵要地理进行了详密的侦察。“七;七”事变爆发后，当日军侵犯山西时，国民政府军队仗着雁门关是天险而疏于守备，不料日军比国民政府军队还要熟悉地形，从铁甲岭附近毫不费力地越过雁门关。这要完全归功于土肥原。
“九;一八”事变和挟溥仪称帝，使土肥原的事业达到了顶峰。随着日军势力的南侵，这个“东方劳伦斯”的活动舞台也不停地扩大，他认为飞黄腾达的时机到了，他的野心和胃口也急剧膨胀，于是他放开手脚，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辉煌的业绩”。
1935年6月5日，察哈尔境内的中**队扣留了四名日本特务，正在策动“华北自治运动”的土肥原以此为借口，迫使国民政府签定了《秦德纯土肥原协定》，规定中**队从该地区撤出，使日军在察哈尔站稳了脚跟。接着，他便向汉奸殷汝耕展开了攻势，1935年11月，殷汝耕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这里重演了五代残唐时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的闹剧。仿佛有狂魔在身，精力旺盛的土肥原立即又向平津卫戍司令兼河北省主席宋哲元抛出了诱饵，许下种种诺言，呕心沥血地劝说宋哲元与殷汝耕合作。宋哲元自有难处，没有立即就范，于12月初称病离开北平去西山别墅。但终未能抗住土肥原的威逼引诱，不久便宣告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华北政权特殊化”的侵略要求。正如三十年代英国驻日本大使罗伯特;克雷吉所说：土肥原“搞这一套的功夫是炉火纯青了，他在中国的各社会阶层中制造纠纷，一般是无往不胜的，借此而为侵略者铺平道路。”
“七;七”事变之后，随着中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全面展开，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战场上已是“泥足深陷”。同时，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也进一步尖锐化。日本当局感到区域性的傀儡政权已不足以使它摆脱困境，急于把几个区域性的傀儡政权联合为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l938年7月，日本五相会议正式批准“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中央政府”，在五相会议之下成立“对华特别委员会”，由足智多谋的土肥原出任负责人，所以又称“土肥原机关”，办事处设在上海的重光堂。
“特委会”的首要任务，是物色一个能充当政府首脑的“中国第一流的人物”。经过一番试探，土肥原把靳云鹏、唐绍仪和吴佩孚作为争取对象，于8、9月间展开了阴谋活动。靳云鹏原系段祺瑞政府的陆军部长和内阁总理，1921年下台后弃政从商，不久又出家为僧，在天津隐栖。他对土肥原的劝说坚辞不就。9月，土肥原亲自到上海与唐绍仪密谈。唐绍仪系北洋军阀时期的大政客，在政界颇有影响，且有浓厚的亲日倾向。他对土肥原的计划一拍即合。但可惜的是，正当土肥原兴高采烈地筹措“新中央政府”时，唐在他的家中被得到消息的国民政府派出的军统特工人员杀死。
折了两人，土肥原并不灰心，他把全部的赌注都押在了有着“玉帅”之名的吴佩孚身上。吴佩孚是直系军阀的首领，野心勃勃地要与蒋介石争夺天下，下野后仍打着“孚威上将吴”的旗号。但吴佩孚不愿出山，他要的是一个自己的军队和自己的政府，他要做的是实实在在的王。何况，唐绍仪的鬼影还不时地从他眼前掠过。为了摆脱被动局面，土肥原亲自出马与吴佩孚谈判。溥仪说，土肥原干起这种勾当来甚至不需要劳伦斯的诡诈和心机，只要有他那副赌案上一样率真的面孔就够了。也许真的是这样，事态似乎有了转机。于是，按照土肥原的布置，1939年1月31日，在吴佩孚的寓所举行了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土肥原踌躇满志，他已拟好了“答记者问”等书面谈话文件，只待吴佩孚一念，他的又一杰作就将呱呱坠地。然而，这个斗智天才这回却让他眼里的土军阀给涮了一把。会议开始后，吴佩孚把日方拟就的文稿扔在一边，而大谈自己的出山条件：“一要有实地，以便训练人马；二要有实权，以便指挥裕如；三要有实力，以便推施政策。”根本就不愿意和日本人合作的吴佩孚所开出的条件也是日本人根本不可能接受的。这一通劈头盖脸的三“石”，把个土肥原砸得晕头转向，七窍冒烟。但土肥原是坚定而有耐心的，当受到日本军方的指责时，他仍然冷静地辩解道：“现在立即中止吴佩孚工作未免太着急了一点，目前华北事变已陷入无底之泥沼，为尽快解决日华事变，只有建立新的中央政权，只有树立吴佩孚，别无他法。”
正当“吴佩孚工作”僵持之际，受土肥原的派遣和指导，以影佐祯昭为首的“梅机关”所开展的“渡边工作”即争取汪精卫的工作获得了成功。汪精卫甘当驯服的走狗，答应了日本提出的所有条件。土肥原在主攻方向受挫，但他依靠自己的侧翼攻克了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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