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陈兆军正在疯狂的收集着他所有能够收集到的与文革和这个时代有关的东西的时候，一件事情发生了。
陈兆平进了中国人民大学以后，不但感受到了中国最高学府的魅力，更感受到了它的热情。在当过的环境下，已经开始有人敢说一些东西了，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就是高等学府。在这里的都是些年青人，有魄力、有朝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坚信自己的理想和追求，都是一些热血青年，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信念不惜流血牺牲。这一切，在有中国政治家摇篮之称的中国人民大学就显得更加突出。
初到大学的时候，陈兆平还显得有点束手束脚的，可时间一长，他身上的一些当惯了官的习惯又出来了（好坏当过民兵连长，其实部队的孩子都有一点这些毛病）。由于学了不少哲学理论，加上陈兆军又给他灌输了不少先进的政治思想。陈兆平开始渐渐的喜欢上了与其他同学辩论起来。也许文革的时候有一句话还是有些道理的，就是：事实不辩不清、真理不辨不明。我们且不说这句话有太多的唯心的东西。但是最起码，我们的陈兆平同学渐渐的喜欢上了这个。随着辩论的深入，陈兆平开始对当时的一些政治思想有了怀疑。
当初为了给陈兆平上一个保险，陈兆军在家庭辩论的时候，就已经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中心思想给说了出来，陈兆平当然受益匪浅。毕竟这些说法更合理，也更让人能够接受。进入大学以后，为了在辩论中更好的为自己的理论找到支撑点，陈兆平开始非常系统的看了一些哲学方面的书，随着学习的深入，他也越来越感觉到当时中央提出的“两个凡是”的理论似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是纯粹的唯心主义的论调。于是，在1978年3月底的时候，一份《关于“两个凡是”的提法是否科学》的不署名文章就寄到了《光明日报》社。顿时，整个《光明日报》就像被投入了一颗炸弹一般沸腾了起来。谁都知道，“两个凡是”的说法是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首先提出来了。在那个一切都可以上纲上线的年代，怀疑和批判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话就等同于反革命，政治后果非常严重。陈兆平也知道这样的后果，别看他敢寄到报社去，可是他还不敢在文章上签名。
陈兆平的这篇文章被迅速转到了当时刚重新组建起来的公安部，定性为反革命言论。为此，公安部专门成了了专案组负责调查此事。
调查组很快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全校师生都知道，这次公安部来学校是为了调查一件反革命案件的。其它人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可是陈兆平知道，一定是自己的那篇文章惹的祸。这下，他也慌了神了。文革十年的教训告诉每个人，一旦惹上这些麻烦，也许这一辈子就毁了。陈兆平不知道什么时候专案组会找上自己，但是他知道，这个时间不会太长，毕竟自己最近在学校公开场合说过的一些话正好可以作为证明。
想到这些的时候，陈兆平怕了。他知道，一旦自己出了问题，将连累自己全家人。现在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偷偷摸摸的找了一个机会，陈兆平躲到了学校以外，往家里打了一个电话。还好，电话是陈兆军接的。这天，陈伟雄要开会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张桂梅由于医院值班，这个晚上都不会回来了。
“喂，是谁呀？”陈兆军正在整理着自己的收藏，很不耐烦这个时候有人打电话来。
一听是陈兆军，陈兆平放心了。一贯以来，他都非常相信自己的这个弟弟，事实也证明，自己的这个弟弟是非常有远见的。
“兆军，有一件事我想告诉你，你先别告诉爸爸行么？”陈兆平小心的说。好在他打电话的地方是邮局的单人电话间，到不怕有人偷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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