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荒这个字眼，对于任何一个北宋中期以后进入政事堂的大臣都不会陌生。随着承平日久，朝廷各方面支出开始疯狂增加，而传统的两税则只能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快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北宋朝廷挖空心思想出了各种手段来增加财政收入，盐法茶马市舶等等不一而足，到王安石变法，又兴青苗市易等法，这些手段虽然各有各的不同，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征收的多半都是货币，也就是铜钱。
征收铜钱形式的赋税，有一个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单一载体能够大大降低行政管理的成本，否则这家缴一头猪，那家纳两匹绢的，不说价值无法准确衡量，单单是文簿记录的成本消耗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了。然而统一征收货币财富，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各地铜钱需要量飞快上升，一到征收赋税的时候，民间就很难在市面上看到足够的铜钱，铜钱都到哪去了？都拿去缴纳赋税了！
铜钱不够使用，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给商品流通拖后腿，进而给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带来极大的不便。有鉴于此，神宗朝的货币铸造数量也伴随着王安石新法的推行，而创造了中国历史上铜钱铸造的最高峰峰值达到年铸钱五十多亿之巨！
按照当朝君臣的想法，造这么多铜钱，那总该够用了吧？事与愿违，越是加大铜钱铸造的数量，钱荒现象反而越发严重了！当时人缺乏足够的商品经济经验和理论支持，对这种现象百思不得其解，于是继续努力铸造货币，于是货币贬值。然后钱荒进一步加重。然后再加铸钱币。这么恶性循环下来。直到前几年蔡京被逼的采取铸行当十钱，事实上，在这个时候。大宋的整体经济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身为后代来人，高强对于货币流通中所能说明地经济状况，有着远远超越这时代人地见识。他原本以为，说服了蔡京等人。慎重进行钱币地发行，再用出口贸易所获得的金银投入流通，能够解除这种钱荒，然而金银究竟不是货币，高强的大通钱庄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商业领域大宗货币交换地需要，但对于普通百姓获得铜钱途径的缺乏还是没有多少帮助，即便是发行了新的钱引。也不过是货币形式的变化，钱引最小地面值就是一贯，有很多百姓一年都赚不到一贯钱，这对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
好在，高强现在的触角已经开始向大宋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开始延伸。比较各地反馈的资讯之后，他发现。所谓的钱荒，呈现了一种很怪异的走向，钱荒的走势是东南重而西北轻，如果把流通铁钱地四川暂时排除在外的话，那么钱荒最严重的是东南五路，京畿一带则流通最为顺畅，而在西北各路，非但没有钱荒，反而很多军兵官吏手里的钱花不出去。
对此，许贯忠从本朝历代名臣的奏议中也找到了答案，当年苏轼知杭州的时候，就明确指出，东南钱荒严重，根源在于大多数百姓所能生产的都只有粮食和绢帛，而这些货物地收成是有季节性的，于是到了粮食和蚕桑的收获季节，市面上的收购价立刻就大降；百姓必须出自更多的货物才能换到足以缴纳赋税的铜钱。而这些铜钱被朝廷征收之后，又源源不断地调往西北，作为军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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