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廷做官有一个诀窍，那就是看风头火势做人，不但要看皇帝的心意脸色揣摩上意，朝廷中各派势力的消长也是一门必要功课。大宋官员有才干的未必很多，但是做官的本事却是必修课，看政治风向几乎人人精通。
原本蔡京因为彗星而下野，张商英上台后就摆出一副与蔡京别树一帜的架势，朝中官员除了双方的个别死党外，大多怀着骑墙观望的态度。但这次高强和张商英御前议事，以他为官四年、连京官都没摸着边的资历，居然能把张商英的废止钱引一议给生生驳了回去，更令得皇帝御笔赐予代发全国钱引的权力，这样的结局大大出乎许多官员的意料之外。
高强是什么人？蔡京的嫡孙女婿！他能把张商英给挤兑到这种程度，在大多数骑墙派看来，这就意味着张商英完全无法撼动蔡京一党的地位。一方是把持中枢近十年的权相，对相位依旧虎视眈眈，一方是朝廷新贵，像前几年的赵挺之一样巴结蔡京上台，而后又自立门户，这两派之间何去何从，他们自然要好好掂量一下。
旁观者尚且如此，权力漩涡之中的蔡京和张商英自然更加洞若观火。有关钱引的御笔刚颁下的第二天，侍御史张克公就上奏，说方田均税法关系到国家田制，不得轻动，新任中书虑事不明，因人废事，应当弹劾。
废方田法，废钱引，这是张商英上任之后的两把火，现在第一把火已经被高强给灭了，若是第二把火再被人灭掉，他这屁股还没坐热的中书侍郎都保不住，更不要说再进一步，登上大宋首相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是故这奏章一出。立时引起了张商英的强力反弹，大家各显神通，朝廷上吵成了一锅粥。方田均税法不像钱引那样简单，涉及到的乃是本朝最为要害的田制。有宋一代，国家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只要你有钱，土地随便买卖。这种政策当然是有利于豪门富户的。当时商品经济虽然渐渐发达，但毕竟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有土斯有财”的观念在大多数人心中都是根深蒂固，一旦过上太平日子，手头积蓄了财富，第一个念头就是买田置产。
在国家不加以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土地的买卖到达了一个空前的程度，甚至朝廷也会拿出手中的官田来进行买卖，贴补国用，和现代政府部门卖地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按照当时的法律。官户、宫观、宗室等人的田地是不用交税的。为了逃避赋税，农民情愿将田地卖给这些人，然后自己转为佃户。事实上这样作并不是全然不好。农民放弃自耕农的身份转化为佃户，实际上也是双向选择的结果，富户们为了招揽有经验有生产资料的佃户，往往会提出比朝廷赋税更为优惠的条件，两湖和太湖等地区就出现了类似于包产到户的定租制度。
但是按照古典的儒家经济理论，这种情况当然是绝对要避免的，自耕农越来越少，也就意味着财富集中到豪门富户手中，这些人历来是朝廷笼络的对象，要想从他们手中抠出钱来。难度无疑大大超过了欺压那些分散弱小的自耕农。以前历史书上说到封建王朝衰落的时候，都是把“土地兼并加剧，农民生活困苦不堪”作为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到了宋朝，朝廷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田制就根本不能动，那么赋税从哪里来？只能搞盐茶酒专卖等经济活动创收。到了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各种财源罗掘俱尽，只好又把主意打到田制上头，方田均税法就此出炉。这可就捅了旧党大臣的要害了。本朝田制下最大的受益集团，怎能容许别人在他们头上动土？当然儒生们对于如何把话说圆说漂亮都是很有一套的，况且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其核心也就是小农经济，什么圣人云子曰地，全是为了他们辩护的话，信手拈来毫不费力，王安石一党自然而然就成了儒家最为痛恨的一种人——小人。这种论调发展到后来，也就是宋史在中国历史上头一次出现了所谓的“奸臣传”，新党的核心大臣们除了王安石之外，统统被划了进去，无一例外。
这个时候，就适用毛老人家的斗争理论了，新党虽然企图改变传统，但他们自身和旧党大臣们一样，也是官僚的主阶层的一员，按照老人家的话说，革命立场不够坚定，具有软弱性，缺乏了足够先进的理论武装，很快败下阵来，神宗朝这方田均税法很快就被废止，甚至没能坚持到元佑更化。
等到徽宗登基，蔡京执政，情况又是一变。蔡京秉承上意，高举绍述大旗，将熙宁新法统统照搬，方田法作为新法的核心之一，也被复兴。然而很快又遇到了同神宗时一样的问题，下面的阻力太大，各级官吏阳奉阴违暗中捣蛋，这方田法步履维艰，到了崇宁三年时，已经又一次宣布暂缓推行，直到大观三年初才重新开始推行，却也是雷声大雨点小，等到大旱灾一来，朝廷的精力都放到赈灾上头，连雷声也听不见了。
正因为方田法的这种敏感背景，张商英上台后致力于清除蔡京施政的种种影响，方田法也就成了他眼中最好的突破口之一。而蔡京为了避免自己的施政策略被人一一推翻，进而动摇他赖以觊觎相位的政治资本，也只能策动仍旧在朝的党羽们奋起反击。
大观四年七月到八月地这段时间，朝廷上下就卷入了这么一场大辩论当中，双方每天都是几十道奏章呈到皇帝面前，朝议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政事堂上几位宰执更是一天也不消停，右相梁士杰和中书张商英针锋相对，险些连读书人的脸面都要撕下来了，亏得左相何执中善于和稀泥，还算能共戴一天。
在这种大背景下，高强却过得很是逍遥。自打御前辩论，一举把张商英给驳倒，他这个小衙内的能量已经得到了张商英的充分重视。像张中书这样的老狐狸，当然不会把当日丰乐楼中为了一个乐师而产生的小小冲突放在心上。反而是对高强礼敬有加。至于蔡京那头，在高强显示了足以对抗张商英的力量之后，他在蔡京一党中的地位也是水涨船高，颇有些人如叶梦得之流要他出来和张商英在方田法这个问题上再斗一回，只是都被高强一一拒绝了，理由一是此法牵涉太广，他资历不够，二来博览会越发紧迫。分身不开。
“开玩笑！正要张商英和蔡京斗的热闹，本衙内的行情才见长，否则蔡京一旦再度得势，说不得就要腾出手来对付本衙内了，到时哪里还有这等逍遥日子？”所谓的逍遥日子，高强这些日子一直住在汴梁城，身边有新近宠爱的师师做伴，又不用回大名府去和蔡颖玩冷战，三不五时再去丰乐楼开个Prty，乃是他来到北宋朝以后。难得的一段衙内生活。
许贯忠正在一旁整理博览会的文牍资料。忙的昏天黑地，听见他这么说法，却有些好奇：“衙内。如此说来，这方田法也甚是好议？”
高强端起定窑出产的薄釉茶杯喝了一口，笑嘻嘻地道：“方田法么，好还是好的，就是不切实际。这法令要每年清丈土地，把那些被豪门富户隐藏起来地田亩统统纳入朝廷赋税之中，等于是从人家手里夺食，而对象又是本朝所与共治天下的士大夫，等如是自己家人造自己家的反，这种法令要是能真个推行下去。倒还真是奇哉怪也了，除非本朝的各位士大夫都是孔门圣人，箪食瓢饮不改其乐的颜大师兄！”
师师在一旁听高强说的有趣，不由失笑，将高强的茶杯续了一杯水，抿嘴不言。
许贯忠自己就是儒生出身，对于其中的利害自然一清二楚，点头道：“衙内说的不错，本朝与士大夫共天下。这确实痛疾。然则朝廷赋税日减，长此以往，终将难以为继，这中间却又是无以调和，有识之士均以此为忧，小人听说那关学大家张载张横渠先生，就提出应当恢复三代的井田之制，并且率领弟子在关中躬行此道，以辨其中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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