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过年的热切**在心中涌动着，这是一股不可阻挡的热流。在这难以抑制的氛围中，老大家却显得冷淡有些另类，仿佛这欢乐喜庆的气氛与他们无关似的。
记得腊月二十四那天，清晨一起来，老大就听见爸爸妈妈在外屋唧咕（满语，吵架），于是老大屏声敛气听了一会。
“把豆猪肉拿出去卖点吧！”
是妈妈无可奈何的声音。
“有人要吗？”
“有没有人要，你得拿出去，试试！”
妈妈有些不耐烦。
“让我去卖，我可不去。”
爸爸语调发软。
“你不去卖谁去卖，让我一个女人去卖，亏你想得出，找你有什么用？”
“咣啷”是瓢重重扔在盆里的声音，妈妈急恼恼地说着。
“我是没用！听说就能卖四毛钱一斤！（正常猪肉每斤一块二）卖不！”
“四毛也得卖！过年手里一分钱都没有，你说这年可咋过？”
“没有钱就不花！咋过！”
爸爸赌气地揶揄着。
“你说得轻巧，啊！过年了谁来拜年连块糖都拿不出来，让人笑话不？要啥能耐没啥能耐，跟你过的这叫啥日子？”
妈妈讥诮地说。
“跟我不好，看谁好你找谁去！”
爸爸把声调高一度。
“你说废话！”
“是我废话是你废话！大清早你就”排“我的，不是！”
“我告诉你老肇……我这辈子嫁给你，没图你什么……”
……
不知何时起，妈妈就像个农妇似的唠唠叨叨，整天磨叽竟说些气人的话。爸爸成了她的一盘“小菜”，想起来就数落一顿。对于妈妈的变化他能理解。以老大之见，是源自生活最底层人，常年累月遭受磨难后的一种心里，自我调整罢了。
该说老大家与别人家不同，别人家可以“花子X屁股，穷欢乐”；可对于老大家来说，这种磨难不仅仅停留在经济上的拮据；更主要的是，来自无休止的政治压迫。生活上的贫困，人似乎还能捱过去，可被人侮辱歧视的滋味，是不堪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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