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之后，大清帝国与英国、法国、美国、西班牙、奥地利五国关于“借师助剿”的谈判正式开始。双方开始谈了两天，就吵了两天，一直就到底是先借师助剿还是先给予五国部分现实利益而争执不下，被迫休会。
进入十九世纪以来，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为适应生产的需要，迅猛发展，特别是机械制造设备的发明研究，极大的提高了生产力。而制造业的发展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欧洲美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厂生产，由手力工场发展为机械工场，这大大增加了产品生产的速度和产量。而欧洲人口市场的狭小，造成大量工业产品的过剩，这就迫使以资本家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去开拓新的市场，来倾销这些多余的产品。
面对亚洲、非洲人口众多的市场，西方列强垂涎三尺。可这些市场大多是封建国家，甚至于是奴隶制国家，采起的都是封闭锁国的政策。西方列强的工业产品根本进不去，只能用枪炮开道。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实例。但满清战败妥协之后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红》、中法《黄埔条约》只是部分满足了西方列强的要求。对于拥有近四亿人口的东方大国，他们是志在必得的。
中华大地南方的农民起义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正好可以趁火打劫，逼迫满清政府开放更多的口岸，开放更多的市场。这个思想早在一年前西方列强各国政府就已成熟，已成型，只是在等待实施的时机罢了。本来他们还是准备像以前一样，用武力压迫满清政府就范的。可现在天赐良机，满清政府居然要“借师剿匪”，那还不借机索价？能兵不血刃地达到目的，何乐而不为？
双方拖拖拉拉谈了一个月，大清帝国与英、法、美、西、奥五国达成如下草约：
1.大清国向英国、法国、美国、西班牙、奥地利五国借兵五万剿灭南方叛匪，所需费用由满清政府承但。
2.五国之兵剿灭叛匪后，两个月之内撤出大清帝国。
3.大清国开放沿长江的九江、武汉、沙市、重庆四个口岸。
4.外国船只可以自由驶入长江流域。
5.传教士可以在各省租地买地，建教堂。
谈判过程中，协议中的第三条，是争议最大，争吵最凶，争论最久的。大清国一方开始只愿意江宁作为开放口岸，不愿意重庆和武汉。可五国代表明白重庆和武汉的重要性，志在必得。他们知道如果西方产品能到达重庆，就是真正地已进入了大清国的腹地。何况江宁那时已落入太平军手中，如何能通商？哪不是开空头支票吗？
后来，奕诉亲王搞了一个折衷方案，让四个沿海城市换重庆和武汉作为通商口岸。五国的代表仍是态度强硬，不肯答应，停停顿顿又是几天。奕诉想到西南人民军的可怕，觉得只有西方的洋枪洋炮才能对付得了，现在形势危机，只好作出让步。但这份草约他不敢签字，就是签字也不能生效，还得让朝中大臣及皇帝陛下合议，盖上玉玺后才能生效，于是奕诉恭亲王第二天返程赶回京城。
咸丰皇帝拿着奕诉呈上来的草约文本，脸色铁青，狠狠地把这文本砸向台阶下，怒骂道：“奕诉，你这是去借兵吧？是在卖国！丢尽了祖宗的脸！”
奕诉吓得全身发抖，伏在地上不停磕头：“罪臣该死，罪臣该死，请陛下开恩。”
一位大臣拾起草约文本看了看，然后递给别的大臣，其它的大臣也都围上来，看明白文本内容后，大殿上爆开了锅，掀翻了天。传旨太监一声尖细的吆喝：“大家肃静，有事请奏。”所有的大臣又返回按文武分类，按官阶大小排定的位置，井然有序，却是噤若寒蝉，诚惶诚恐。奕诉亲王仍伏在地上，栗栗发抖，不敢起来。
当时的朝廷政坛上分成两派，一派是以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为代表的保守派，他们思想守旧，刻板地遵循祖训，主张先祖规定的不能改，民俗习惯性的不能变。
一派是以恭亲王奕诉、科尔沁郡僧格林沁，京津兵部侍郎胜保为代表的改革派，他们思想比较开明，顺运历史发展的潮流，主张不合适的规矩要变通，陈俗旧习要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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