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军攻下满清大沽口炮台的消息，太平天国的情报人员也同样传回了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今南京）。听到此消息，天国大臣们幸灾乐祸，纷纷叫好，完全不同于去年传来天国北伐军全军覆没，将领林凤祥、李开芳双双被俘战死的消息时，天国上下一片悲痛的情景。太平天国朝廷乘此满清大败之机，在东王杨秀清的主持下，天国的军事指挥部门——东王府又在酝酿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准备冲破自天国北伐西征失败后被清军围困的局面，特别是要突破清军为围困天京而分别在天京东郊和扬州建立的江南大营与江北大营。
满清朝廷在中国北部京津地区与南部广州地区的军事失败，并未影响到中国中部的湖南、江西、安徽等地的军事形式。由于有强大的农民起义政权——太平天国的存在，朝廷就是在中国北部与南部最危机的时候，也未敢从中部调走一兵一卒。其实，此时中国中部地区的满清军事形势也不容乐观，太平天**队的四处征战扩展，中部地区的清军绿营挡无可挡，也是节节败退，又哪里有多余的力量去救援别的地方啊？他们能维持目前这种相持的现状就已相当不错了。
而这种在中国中部满清力量与太平天国的力量的相持局面是因为一种新的军事力量——湘军的出现才得以维持的。湘军的出现不断遏止住了中部清军的败退势头，改变了中部清军与太平军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湘军——这种地方团练性质的武装组织在中国中部也成为了与太平军对抗的主要的清政府军事力量。得益于此，原本败得溃不成军的清军绿营才有能力集中力量组建江南与江北两大营成功围困住太平军的首都——天京，而这一切的改变都得归功于一个人——曾国藩。
1853年1月，曾国藩受命帮助湖南“团练乡民，搜查土匪”后，他摒弃旧的军队形式，另起炉灶，重新组建一支有战斗力的正规武装——湘军。他对自己新组建的湘军做了许多的改革，既参考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组建戚家军的做法，又有他自己的独创。曾国藩以“勤王忠君，捍卫封建名教”作为建军的根本宗旨，并把这一宗旨渗透到军队建设和管理教育的各个方面；他网罗一大批深受封建礼教熏陶，极端仇视农民起义的地方阶级知识分子，作为军队的骨干，让这些人统率部队；在兵源方面，改八旗、绿营的世兵制为募兵制，招募健壮、朴实的山区青年农民当兵，并由邻里、父母、妻子取保具结，实行严格的控制；他采取大帅挑选统领、统领挑选营官、营官挑选哨弁、哨弁挑选什长，层层节制的办法编组军队。以营为基本单位，每营4哨，每哨8队，营官直辖亲兵6队。冷热兵器间隔配备，全营共500人；他对军官和士兵实行厚饷制度，使士兵有余钱养家糊口，改变了绿营那种薪饷过低，无法瞻养家庭，因而不安心当兵的弊病；建立篷帐和长夫制度，行军作战，部队住帐篷不住民房，便于集中管理，长夫则用于搬运行李、粮草，修筑工事；在组建陆军的同时，他也积极组建水师。这样，他组建的湘军就具有浓厚的封建意识和严密的组织，因而有比绿营高得多的战斗力。同时，因为实行将由帅选，兵由将选的办法，这样的士兵绝对听从命令。
曾国藩率领湘军的初次出征是在1853年太平天国西征军攻势最旺盛的时候，当时太平军猛攻岳州、湘潭，两地危在旦夕。曾国藩率湘军陆师18营、水师12营，共计二万多人，从衡州起程，经长沙抵达岳州参战。可是在岳州等地的初战湘军却以失败告终，接着曾国藩又亲率湘军水师与太平军分别在湘潭等地激战，湘军还是失利，损失惨重，被迫退回长沙。但令曾国藩欣慰的是在湘潭之战的湘军陆师，却取得了重大胜利，以此战为标记，湘军转入反攻，太平军转为守势，但双方都无力击跨对方，整个清军势力与太平军势力在中部进入了相持阶段。
清廷和平谈判小组无果而终返回北京城，他们在天津卫谈判中受尽西洋人的蔑视、欺辱，大学士桂良还被人野蛮地摔成重伤，真是颜面丢尽，大清国天威扫地啊！咸丰皇帝看着这些灰头灰脸回来的谈判大臣，想着那躺在家中的桂良大学士，他心中升起一股悲凉。“我大清国威名赫赫，竟遭西夷蛮族如此污辱，难道大清帝国真的江河日下，没落在即了？”
“禀皇上，西洋联军答应停火的先决条件有四条，一、释放所有联军俘虏；二、联军开进北京城；三、北京城周围五十里范围内不得有成建制的军队存在；四、惩办僧格林沁亲王。”吏部尚书花沙纳颤颤地跪在地上奏报。他想起谈判时西洋人的蛮横，仍心有余悸，又思及未能完成皇上布下来的任务，他又心有愧疚，诚惶诚恐。
“花沙纳爱卿，你先起来吧！未能签下停火协议，这不能怪你们，西洋人野蛮，属未开化、不受礼教熏化的蛮族，自是不懂礼仪，我大清国亦不想与其计较过多。”咸丰皇帝想着固若金汤的大沽口炮台轻易被西洋联军攻下，所向披靡的蒙古精锐铁骑被联军打得一败涂地，他心里本能地感到恐惧，本想强硬地表态的，却不由自主地软化下来说，“众爱卿，你们说现在怎么办？得拿出一个主意来啊！”
“禀皇上，如此折辱我大清重臣，孰忍孰不可忍？如此污辱我大清国威的条件，是万万不能答应的！京城乃国之象征，岂能容他**事武装驻入？这将置皇上于何地？更何况还不准我大清军队存在于京城周围五十里范围内，这样，皇上的安危又谁来护卫呢？”怡亲王载垣很担忧地禀奏。
“皇上，僧格林沁亲王乃我大清之栋梁，功勋卓著，亦是皇亲国戚，朝廷又怎能惩办这样一位忧国忧民、忠君爱国、浴血奋战的亲王呢？这将令许多爱国爱民的大臣和血战沙场的将士寒心啊！那些长眠于青山绿水的烈士们也会死不瞑目的！”惠亲王绵愉痛心地感慨。他是咸丰皇帝的叔叔，虽然他被咸丰皇帝任命为督办京师巡防事宜的奉命大将军，可是他始终未督师出战，实际上一直都是僧格林沁亲王作为实际的指挥官在第一线统兵作战。如果僧格林沁亲王因此战受到处罚，那他这个作为这一地区防务的奉命大将军又岂能免于其咎？
“皇上，西洋联军逼近京城，我大清精锐在天津卫一役中被拼得差不多精光，现在我们还能拿出什么去挡西洋人的洋枪洋炮呢？我们又凭什么拱卫住京城的不失呢？如果想血战到底，就得马上作好迁都的准备；如果想谈判，那么晚和平不如早和平，也应早早作好决断。”京津兵部侍郎胜保大人很现实地提醒咸丰皇帝。
“禀皇上，看联军的势头，不进入北京城他们是誓不甘休的。不管怎么样，微臣都觉得朝廷必须做好撤退的准备，许多东西该搬的搬，该埋的埋，该藏的藏，不然，到时毁于混乱中，可就追悔莫及了。”一位长相威严的大臣出列提议。他是清廷刑部左侍郎，也是人民军军情部所能联系到的两个较有影响力的清廷高官之一。人民军北京军情站与他联系上后，向他说明了人民军高层的指示，希望他能帮助。这位刑部左侍郎觉得人民军言之有理，很乐意地答应下来，准备在朝会上力谏咸丰皇帝。
抵挡不住西洋联军的进攻，北京城被攻破在即这是现实；为了维护朝廷的颜面、大清的国威，拒绝欺辱地接受停火协议，不愿卑微地乞求和平，为的是虚名。这残酷的现实与空无的虚名之间，咸丰皇帝左右为难，亦是难以决断。
“奕诉皇亲，你意欲何为？还能有其它的办法扭转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吗？”咸丰皇帝无奈地把询问的眼光投向一直默不作声的奕诉亲王。
“禀皇上，事以至此，想彻底扭转乾坤，是不可能的了。现在如果我们欺辱地接受西洋联军苛刻的条件，那确实是皇上颜面扫地，大清国威荡然无存；如果我们决心血战到底，却又没有实力与之抗衡，其最后结果可能更加令我们难以接受。依吏部尚书花沙纳谈判钦差大臣传回来的情况来看，那一系列的苛刻条件都是西洋联军军方提出来的。很明显，其中有一些条件纯粹意气用事，有报私仇的嫌疑，比如要求惩办我方的军事指挥官僧格林沁亲王，就是因为联军上次大沽炮台惨败后，他们害怕僧格林沁亲王却又无可奈何才提出来的。联军要求军队进入北京城，那是他们军方想显耀功绩的思想在作祟。而要求我方军队不得在京城周围五十里内存在，那是西洋联军从自身安危的军事角度去考虑的，也是无可厚非的。但这一切能否都按他们的要求一一实现呢？我想未必。在西方列强的国体中军方的权力并不大，他们得服从国家政治的需要。对于处理外交方面的事物，应该是由西洋各国外交部的外交人员来处理。因此，我们可以不用理会西洋联军军方的态度，直接找西方列强的外交机构人员谈判，想必结果会有所改变。”奕诉亲王从自己对西洋政体的了解中一一分析。
“好！还是奕诉亲王——吾皇弟博学多识，精于西洋事物，此事就全权委托皇弟办理。”咸丰皇帝听奕诉的一番分析，得知自己可以不用在欺辱地‘和’与悲壮无望地‘战’两难之间做出选择，心里不免有点侥幸地兴奋。
“皇上，事情还并未像我刚讲的那么简单乐观！”奕诉亲王见咸丰皇帝不识时务地高兴得有点过分，心里暗暗骂道：“你未免高兴得太早了吧，真是好了伤口忘了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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