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想我们已经可以明白石之轩在西域的经略是何等的了不起。他在原本一片空白的基础上，不带一兵一卒，仅仅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在短短数年间，在西域初步建立起了隋朝的霸主地位，隋炀帝大业四年（公元608年），炀帝祭祀恒岳时，西域十余国“咸来助祭”。随后隋国在伊吾建城并分兵驻守的举动，由于裴矩的存在，西域各族不但毫无反对，反而深表认同。而石之轩发挥其花间传人绘画上的天赋而写成的图文并茂的《西域图志》，遍及西域四十四国山川地理、风土人情，更是成为隋唐两代经略西域的必备参考书。
此外，石之轩在《大唐》里最为人诟病的唆使突厥分立的措施，实是对于中原王朝来讲，诚可谓是泽及后世，突厥分裂为东西两大汗国后，内战连连，却又各自奈何不了对方，于是隋国在此时可谓左右逢源，东突厥的启民可汗甚至不得不采取表面臣服于隋的政策，昔日的老子成了儿子，虽然这只是表面上的现象，但确实已兆示着大隋颇有翻身做主人的气象。
而且我们必须看到的是，石之轩达成这一目标虽然倚仗了大隋蒸蒸日上的国势的强大威慑力，但却不曾因此在西域动过半分刀枪。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支持着石之轩在坚持着使用最和平的手段来解决这个最血腥的问题，但我想，或许，是他心里午夜梦回时的一个倩影。
由此我们也很可以理解赤手空拳便将西域搅得天翻地覆的石之轩，为什么会在《西域图志》中自信满满地以“浑、厥可灭”来做结尾。当日的大隋军容鼎盛，国富民丰，在有了他在西域打下的良好基础，并有了《西域图志》这种对敌人形势的清楚评估文件之后，他的这种信心，并不是完全没有来由。
当然，在平抚西域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如邢漠飞之辈的怨恨与血泪，但国家民族的利益，从来不能仅以正义和非正义来加以考量，否则宁道奇约战宋缺，就实实在在是无耻之尤了。
在西域的局势告一段落之后，石之轩的目光又投向了另外一个地方，那就是高丽。
说起隋炀帝征高丽，历代史学家所给的评价基本上都是穷奢极欲、滥用民力，甚至因此而直接导致了隋朝的覆亡。这个观点同样出于唐代史观，并在极大程度上左右了后世的研究者。然而当我们跳出国内政治的框架，从国际政治的高度来考量隋炀帝的远征高丽，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隋唐之际的君主，为什么会前仆后续地将征高丽作为必须达成的目标之一。
《隋书·高丽传》说，高丽王得知隋平陈后大惧，立即“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可见隋的统一对于当时东亚政治格局影响之大。南北分治时，分立王朝均无力北向，而当中原大地一统于隋，在一定意义上就意味着整个东亚的政治格局开始由势力均衡的多极分立向以隋为中心的单极化国际关系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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