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与此相矛盾的一个事实是，唐代几乎完全继承了隋炀帝时期的西域政策，不但对西域各民族分而治之，甚至经略西域时先取吐谷浑的步骤都与隋炀帝如出一辙。而唐太宗、高宗两朝亦相续大举征伐高丽，乃至唐太宗临终死，尤以未能平高丽为念。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我想我们有理由对裴矩，或者说石之轩，在这一阶段的事迹进行重新反思。
唐代史官之所以对此持批评态度，原因应该有二。第一，唐代初期，检讨隋朝施政得失的自觉占据了思想界主流，唐代史官在汲汲于以隋亡教训为鉴，作此论时不免以成败论英雄；第
二，不管是经略西域，或者是远征高丽，都应当放在国际政治的高度来加以考察，唐代史官习惯了以大唐为天下之中，其立论庶不免有一叶障目之偏。
自班固在《汉书》中以“西域”立传之后，历代的正史均立《西域传》。尽管各朝代的西域所指代范围各有不同，但是否能平治西域成为历代皇朝强盛与否的一个晴雨表，却是毫无疑义的。
西域与中原王朝间的关系，取决于深刻的地缘政治的原因。有学者曾指出，长城的大致轮廓与学界所称的“15英寸等雨线”颇相吻合，这并不是一个巧合。15英寸等雨线一直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水岭，一年的降雨量要是小于15英寸就不能从事农业生产，是以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无法发展出有效的农耕文明。游牧只能是靠天吃饭，于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在长时间的灾难与迁徙中不断建立起一个个强大的草原帝国向南方进行掠夺与征服，二者在斗争中不断融合，这才形成了今日的中华民族。所以在隋唐之际，草原帝国与中原帝国间的斗争，是有着其不得不尔的深刻原因，将突厥对大隋的攻伐说成是憎恨裴矩的挑唆，实可谓是倒因为果。
突厥人原本只是柔然治下的一个奴隶部落，但自西魏文帝大统年间时，突厥与西魏开始结盟往来，从此后走上了争夺草原霸权之路。在此后数十年间，突厥人横扫草原，灭国无数，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强大的超级草原帝国。
突厥的强盛给中原王朝带来了严重的压力，尤其是时还处于南北分裂中的中原大地，以致于当时的中原王朝不得不争相向突厥人纳贡示好，以免腹背受敌。隋的前身北周亦饱受突厥欺凌，北周武帝甚至不惜迎娶突厥木杆大汗之女为后，而让他自己的原配窦氏退居侧室，其卑躬屈膝的程度一致于斯。另一方面，中原王朝的退让更加剧了突厥人的气焰，以致于到了佗钵可汗的时代，其竟公然宣称：“我在南方的两个儿子那么孝顺，根本不用担心没钱花。”可见此时突厥人自认为其对于中原已经是类似于太上皇般地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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