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里歼灭战后，欧美联军撤至东莞虎门镇，人民军第51团乘胜进至新塘、石滩、东莞一线，隐蔽地保持与联军的接触，候机再次歼敌。人民军这一神秘武装的胜利，当地老百姓欢心鼓舞，而统治当局却恐惧万分。广州城被围的危机解除后，两广总督高连升不仅不饮水思源，不知恩图报，当由清廷密探处得知，此一强大的武装力量竟然是西南人民军叛匪时，感到深深的恐惧：“不知有多少叛匪进入了广州地区啊？”他还开始处处严防人民军，还命令与人民军接触的前沿阵地加强戒备，封锁通道，阻止任何从根据地流入的一人一物。
人民军第51团进入广州地区近一个月以来，经历一次伏击战，暴露出许多问题，也引发许多争议。人民军战士着装奇异，特别是未留长瓣子，给一些初次接触人民军的民众的心理造成很大的恐慌，大多人不是躲避就是以敌视的目光看待人民军，给人民军需依赖百姓的一些日常生活造成极大方便，直到人民军三元里英勇歼灭部分联军后，情况才稍有好转。
在对待外国俘虏的问题上，第51团内部争论很大。一方认为西洋鬼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对中国老百姓犯下滔天罪行，应该杀无赦！这是大多数官兵的观点；一方认为，对于那些放下武器，或是受伤的西洋人，他们已是弱者，从人道主义出发，应予以尊重和必要的照顾，至少不应杀。这一方以政治部的人为主。
第51团团政委袁劲能说：“根据人民军《俘虏临时处理办法》规定，俘虏是不能杀的。”
第二营营长王诚反对说：“《俘虏临时处理办法》是针对中国人的，没有说对西洋侵略者也同等视之，何况就是在对待清兵战俘，那些对人民犯有罪行的人，经查实，不一样要依法处理吗？比如第一师在澄江战役中，不是就下令拒绝所有投降的清兵，一律枪杀吗？”
团政委袁劲能说：“至少不能当场枪杀，这会引起敌军士兵的绝望情绪，顽抗到底，徒增我军的伤亡。难道敌军中就没有好的？没有善良的人？他们也是来自于老百姓啊！我们应该查明实据后，公正地处理他们。”
“目前我们的情况适合收容俘虏吗？我们对敌人仁慈，敌人会对我们和我们的同胞仁慈吗？”其它的军官说。
“部队是有纪律的，应该严格地按纪律办事，否则，何以成军？何以成方圆？”政治部的人说。
团长潘攀见双方争执不下，觉得这不是办法，目前最紧迫的还是解决实际问题再说，于是对大家说了一句话：“俘虏问题灵活处理。”
这句话的意思，下面的人理解各不相同，政治部的人认为团长没有反对自己的意见。应该督促下面的人不能乱杀俘虏。而其他的官兵则理解，俘虏应该杀，团长潘攀的本意是：“你们杀不杀，我不管，不要让我知道就行了，要是让我知道了，那还是不行的。”
三元里伏击战之后，第51团补给出现了困难，携带的口粮所剩无几，购物的银两也所余也不多，弹药消耗掉三分之一。由于林逸主席指示不得在广州地区开展打击土豪劣绅的活动，部队不能在当地筹得粮食及款项，第51团只得求助于广州情部站。
第51团团长潘攀指派军情部联络员尽快与广州地区的军情部情报站联系上，帮助解决粮食、弹药问题。还是那位军情部驻广州地区情报站负责人之一的中年男子，带着四名随从及第51团派去联络的联络员一共六个人，来到了第51团的临时住地，他们送来两百斤的白银，解了第51团的燃眉之急。送粮食是行不通的，人手不够，拖拖拉拉一大队，也容易引起怀疑。本来他们曾考虑送银票，可在野外作战的第51团去哪里兑银子啊？广州地区农村遭到联军严重的破坏，第51团有了银子，购买粮食还是很困难，但有钱能使鬼推磨，有了银子还怕没地方买？退一步说，总比去抢要好得多！
二百斤白银仅能维持第51团一个月的正常开销，这不要紧，根据地再怎么困难，还是会想办法支持第51团的。军情部广州地区情报站接到命令，千方百计筹措军费维持第51团的开销，根据地政府还在全国最大的“和”记钱庄驻广州分号开了一个户头，广州情报站的主要负责人可以直接在那里提取现金。
但部队的弹药消耗问题，广州情报站却无能为力了。第51团使用的火器是根据地人民军的制式五连发龙族步枪，弹药肯定有别于清军的燧发枪和欧美联军的前膛线枪，没有后勤的保障，部队消耗一颗是一颗，龙族步枪在他们手中最后迟早会变成烧火棍。
在他们奉命出发进入广州地区时，林逸早就预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吩咐人民军后勤部给第51团配制装备时，务必每人配制一把鬼头大刀，就是后世中**队抗日战争时使用的那种。以前在海南时，林逸招收的第一支武装力量——灵山乡兵，就曾配备过这种大刀。
中年男子——广州情报站负责人很抱歉地对第51团团长潘攀说：“对不起，弹药的问题，我们不能具体的帮你们解决，但我们会尽快地把情况汇报上去，相信上面会有安排的。你们还有什么困难尽管说，我们会尽我们所能帮助你们。”
“弹药问题是最麻烦，也是最迫切的问题，要你们去想办法，也确实难为你们了。你们就如实地把我们这儿的情况汇报上去吧！”潘攀想了想，又说：“其它的问题，就希望你们能及时准确地提供敌人情报给我们。我们双方最好约定一个固定的时间、一个固定的地点有规律地联络，以便交换情报。”
中年男子很赞同：“这是一个好主意，我会派专人负责与你们联络，有必要时，我们双方领导才见面。”
双方就具体的联络办法，如接头暗号、口语、地点、人数、还有情况发生变化时，双方启动最高级别接头的方式等等拿出了一个方案。中年男子临走时，又把一份军情部广州地区情报站在农村发展的情报员名单给了潘攀，希望他在必要时可以用得着。
欧美联军撤至虎门镇后，在广州地区与商人勾结设立的劳工所也随之撤消了，但在联军的势力范围内，这种从事贩卖人口的劳工所还有存在，在东莞的厚街、常平圩、樟木头都还有劳工所。这些被抓捕的青壮年中国男子，等凑到一定数量时，会被运送到停在虎门的外国商船上。在劳工上船时，每个男子都会被用烧得烫滚的铁在手臂上烙上一个直径为三个厘米的圆形的标记，这样他们就正式成为标有身价的商品了。劳工们被关在黑暗腐湿的船舱底下，整天整天的不见天日，吃的都是粗食稀饭，在海上漂泊几个月，才能到达目的地。在途中，许多人得病无治而死，真正能活着到达东南亚或是美洲的不到一半，人间悲剧啊！
在东莞常平圩，欧美联军设有一个军营点，一面为了警戒广东惠州府方向的清军，一面把这里作为一个劳工中转站，关押、审定并转运送往海外的劳工。
公元1853年10月5日，人民军第51团第二营潜至常平圩附近，得到情报说此处设有一个劳工站后，决定拔掉这颗钉子，救出被关押的群众，再狠狠地打击欧美联军的嚣张气焰。
特种分队队长上尉徐昕接受任务后，与另一个队员——宋杰夫化装成当地老百姓在常平圩附近实地侦察。根据军情部广州情报站提供的情报员名单，他们联系上当地一位被发展的情报员。经他介绍，徐昕他们俩基本了解了当地的一个恶霸叫杨蓝之的汉奸的恶行劣迹，他不断给欧美联军提供关押劳工的地方，还带领家丁帮助联军捕捉乡下的壮年老百姓。徐昕还了解了常平圩所驻欧美联军的兵力与装备情况，及关押劳工处的地理情况。为了掌握更详细的情况，他们俩又在那位情报员的带领下大胆进入常平镇，不巧迎面碰上杨蓝之，情报员镇静地把他们俩介绍为自己的亲戚，是英国香港一家贸易商行的伙计，这家商行正在与联军合作，做劳工买卖的生意，他们俩是来了解劳工情况的。杨蓝之听了立即殷勤相待，还不断向徐听介绍自己屋子里关押劳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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