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出现，在推动者看来是复国，正如红巾军和朱明驱除蒙元一样。而在今天的很多人包括满清遗民则愿看作是朝代更替。复国或更替带来的深远影响则完全迥异，如果仅把当作隋唐一样的朝代更替，那么，我们就再也没有充分理由去指责外族统治我们，而且，这将让反抗变得只剩悲壮，本义上缺乏大义凛然。于是，反清复明的敌后天地会们就是乱臣罪子，吴三桂和南明王朝就可以影射为汪精卫和重庆国民政府。……
日本人从汉代就仰慕中原的文教昌明和就繁庶，汉字和唐风在日本的遗存无可质疑地表明着中日的亲近。遗憾的是，同处东亚的汉和两大民族同文同种，却从来没有生活在同一个中央政府下。进驻中原，在唐宋之际，是和族仰慕中华的美好梦想；而在元侵中土后，则是标榜正统的入主中原的非分妄想。倘若当年丰臣秀吉顺利占领北京，大和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将不过有是一个匈奴、又是一个鲜卑、又是一个契丹、又是一个女真、又是一个蒙古、又是一个满洲，……
在美人柏利冲破日本闭关后，先期觉醒的日本走上了对外争夺生存空间的道路已经顺理成章。因为，同样是向西方学习，与日本一如既往不同，中国犹豫不决，结果良机一再错失，面对对方飞速进步，我们裹足不前。苦心积虑的人当然比懵然不知的清楚。日本人不会不明白，在蒙元统治中国后，蛇吞象，夷狄囫囵华夏已不是神话。况且日本对中国的反差也远小于蛇与象的级差凭借人口优势，一旦成功，在未来的两国联合体中，大和人必将是强势群体，汉人再多，但方言紊乱，东京口音的日语必将成为汉人的“普通话”。吞并琉球后，觊觎台湾，垂眼朝鲜本该引起满清的警觉，可惜的是，中国对于满人终究是抢来的家产，国事对于汉人来说有心有力却无机会。与日本竞争太过费神和分神，还不一定利于旗人的独尊地位。中国于是又一次牺牲在短见的统治者一己私利的屈膝求和下。也进而无法避免地出现了甲午战争的失败。
回到宋终元始、明末清初，文天祥、史可法的选择树立了足令后世民族主义者景仰的碑石的同时，也是一个休止符。迈上颠峰后，只要继续前进，下滑是难以摆脱的描述。文天祥被俘后，我们成了元仆；史可法壮烈后，我们成了清奴。没有英雄的时代太过于平淡，但却安稳得少了诸多纷争。英雄总是应运而生的，英雄带给我们的崇拜，抵消不了产生他们的时代对我们的折磨。英雄本身就是悲剧色彩非常浓厚的一个词汇，这从古希腊就已开始。英雄越悲壮，反衬出一般民众的越无能，顺带而出的折磨也就越深。李纲、岳飞、于谦、袁崇焕、文天祥、史可法，异族的强悍入侵造就了他们，而被救助者的贪婪自私侮辱了他们。
日清战争，民众远没有动员，始终只有朝廷抗战。那时候，统治阶级害怕民众，就像被阉割了的太监始终有提防光明的阴暗。朝廷自豪有驾驭，而没有服务。所以，朝廷抗日是为了维护统治第一，而不是救民于水火为根本。当伊藤博文叫嚣要直捣北京时，只要控制民众获取私利的体制能勉强维持，满洲贵族再苛刻的条件也会接受，再难忍的耻辱也能容忍。因为，苛刻最终将转向折磨民众，因为耻辱在鸦片战争后已经逐渐习以为常。于是，日清战争，本质上是两个异族的和满战争，汉人是炮灰的主力，牺牲的悲壮也就难免了。
上世纪的中日战争，w.ｕnsh.名义上奉行三民主义的国民政府即使不乏私心杂念和会为一己小利而损千利的野心家，但国民概念已渐入人心，政府抗日战略虽可诟议却不该讽刺。内乱不平是大忌，实力不济是大讳。数千年来，正义一定战胜邪恶的善良教导太过于自以为是，自欺欺人，在很多事务中，如果一味奉行如此，将是一相情愿。自认为是正义的事情总有另外的以为。如果没有外界干预，当时的权贵明白，中日战争就像历史上不断重复的异族入主中原一样，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乐观。在沦陷已成为事实的时候，即使若干年后有复国的可能，但当时却在不可避免地滑向亡国。我们在民族情感上可以掩耳盗铃，但在理智的内心深处却无由掩人耳目。
因为有国际合作，我们才有了避免第三次彻底亡国的命运。纪念抗日战争，最应该记忆还是9.18到9.9，开始到结束，9.18是耻辱，9.9是转机。尽管惊魂未定，9.9之后，为虎作伥者就不会再有像满清蒙元之时登临大雅之堂的可能。日本的战败使得汪精卫没有机会得到张弘范洪成畴那样“顺应历史潮流、促进民族融合”的美好评价了，相信汪精卫地下有知，一定会慨叹自己“生不逢时”的。
想想秦汉唐宋华夏的骄傲，再看看今天把对自己进行野蛮屠杀和残酷奴役的入侵者作为荣光来骄傲和自豪，难道汉族已经下贱到世界唯一无以伦比的地步？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