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导这个人，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评论其人功过，唯独一点不可抹杀，那就是南渡之初对于江东局面的稳定，以及中兴建制，令得晋祚在江表得以延续，在这个过程中王导所发挥出的作用毋庸置疑，无可取代。
历史中就有这么一类人，他们在某一个时代大放异彩，他们也只适应于那样一个年代，甚至可以说是为时代量身定做、应运而生。王导就是属于此类，哪怕在沈哲子自己看来，在这一段时间之中，王导的确是恰如其分、圆满的完成了他身上所承担的历史任务。他或许不是那种能够开拓创新的大英雄，但却可以将自己能够掌握的资源充分调度利用起来，将乱如一盘散沙的江东弥合成为一个整体。
从这方面而言，沈哲子对于王导是由衷的佩服，甚至就算是他，如果早生个十几年，恰好赶上那段时期，他并不认为自己能够做得比王导更好。
但王导这个人，也仅仅只适用于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而已，甚至从中兴建制之后，王导和整个琅琊王氏之所以还能在位，更多是一种惯性使然。他和他的家族已经不能够给江东的局面带来更大的推动，单纯从整个历史局势的推动而言，甚至就连王敦比王导走得都更远一步。王敦其人道德水准暂且不论，最起码他是利用已有的基础试图争取一个新的局面。
然而王导则不然，他只是想固守原本的状态，虽然也在努力让局面不再变得更差，但他也从未试图让局面变得更好。
所以，中兴之后的王导与其说是什么社稷功臣，不如说他本身就是施加在东晋朝廷上的一股强大禁锢，世族各家勾心斗角、交替执掌权柄，先天已经不足，内耗更加严重。无论中原大地有着怎样的剧变，江东朝廷都难获得庞大的进步空间。甚至就连淝水之战这样意义重大的战事，都没能在此基础上获得长足进步。
悠悠历史长河，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其独特的特质，而其特质的形成与其缔造者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毫无疑问，琅琊王氏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标签之一。而这也是沈哲子之所以一直咬紧琅琊王氏不松口的原因，此前或还有与琅琊王氏争权夺利的需求在里面，可是如今，如果讲到对时局的影响，琅琊王氏甚至都已经比不上吴兴沈氏。但只要王导还在其位，那么其人对于整个时局的制约便始终存在着。
这种制约并不体现在实际、具体的权柄上面，而在于人心长久以来的那种依赖性。比如今次如果淮南和台城中枢爆发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事实也一定会如此，当台城那些人并不能单独抗争的时候，自然而然会选择依附在王导身边，集结众力来对淮南施压。而换了其他任何一个台辅，都不具备这种号召力。
淮南这一场战事，战场上的胜负只是一个前提，而沈哲子想要完全彻底消化此战所有胜果，必然会遭到来自台城方面的阻力。这么说吧，甚至就算他家老爹沈充在位，那些吴人乡宗旧好们，也会通过老爹以期尽可能多的获取足够好处。
沈哲子虽然不避讳与人分利，但前提是要由自己来定规矩。而台城中枢存在本身便是一种制度规矩的凝结实体，沈哲子想要避开台城的影响在淮南创建一个新秩序，又谈何容易！
来自台城的阻力是无可避免，所以沈哲子是要尽量将之分化瓦解。当台城中枢不能凝结成一个整体发声，甚至各派系之间彼此的利益诉求便存在冲突，任何一方都难以大义压人，那么沈哲子作为一个强兵万众的实际掌控者，未来中原战机的把握者，又会怕谁！
如果台城对他已经不能再施加约束，而他自己所创建的秩序又能够运转起来，甚至能够代替台城所具有的职能。那么，这便是所谓的霸府！
所以，沈哲子如果要组建霸府主导未来的整个北伐战事，王导便是一个不得不除去的目标。这一场政斗，无理都要闹三分，更何况他手中还握有琅琊王氏的把柄。他将司马勋送回建康去，的确没有考虑太多王彬这个背后的指使者，完全意指王导。王彬的一条性命，对于如今的他而言实在没有什么意义。
如今台中虽然罢免了王导丞相的职务，但却仍然保留了一个太傅的荣衔。沈哲子对于这个结果是有些不满的，但也明白想要将王导这样的重臣彻底一举扫出台城是有些不现实，更何况王导也绝对不是坐以待毙之人。
“王丞相上表请辞，自陈老病思乡，渐有不堪王事所用，一则避位让贤，二则奴国强敌大败，桑梓光复在即，因而想要毕集家人，将亲宗异乡亡众棺柩送归乡土，再续家祭。”
谢尚在席中讲起王导主动请辞的细节，沈哲子在听完之后也不得不感慨真正权术较量的话，自己跟王导还是差了一个段位。
他今次准备也算充分，甚至在拿下司马勋之后便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构想。淮南得胜后也并未急功冒进，一直隐忍到老爹归都执政，甚至就连兴男公主北上都给他争取到不小的优势。
反观王导那里，本身便没有多少准备，与王彬甚至都积怨颇多，至于以往那些青徐人家的旧好，也都多有疏远，可以说是完全处在了劣势。但就算是如此，单凭一份请辞奏书就能避开要害。虽然没有避免被辍用的结果，但却留下了一个尾巴，仍有复起之可能。
要知道即将光复桑梓的，可不仅仅只有琅琊王氏。王导将此与请辞与否联系在一起，那么时局中那些人家难免会有“他朝君体也相同”的隐忧，就算此前也愿意王导就此退居台城之外，但也不得不稍作姿态，这也是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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