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森，1982年生，现任《天涯》杂志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七届高研班学员，曾参加诗刊社第三十届青春诗会。作品曾在《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山花》《长江文艺》《青年文学》《黄河文学》《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刊物发表，并入选诸多年度选本。出版有小说集《小镇》《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诗集《月落星归》《海岛的忧郁》，长篇小说《暖若春风》《关关雎鸠》等。曾获《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新人奖”“海南文学新人奖”“海南文学双年奖”“南海文艺奖”“梁斌小说奖”等。
“呜呜”和“哇哇”是父亲口中发出最多的声音。那声音如此难以理解，以至于我和弟弟把双手甚至双脚都用上，也比划不出所以然，只能相视摇头。母亲不一样，她有着灵敏的耳朵，眼神也好得吓人，能清晰地分辨父亲吐出的字句长短、喘气粗细、语调起伏……当然还有他石头般僵硬的表情的细微变化。这种被我和弟弟视为不可完成的解读工作，在母亲那里轻而易举。有时我们也会觉得母亲翻译的不是父亲的原意，我和弟弟一致怀疑，父亲说话的语气，怎么会和母亲一模一样？母亲肯定在翻译过程中，加入了个人的创作。有时母亲的耳朵又灵敏过头了，从厕所里拎着裤头，急匆匆地跑到父亲的躺椅前，喊着：“他说什么了？”而父亲其实在昏睡。
“那座桥，肯定是要修的……”母亲疑惑了许久，从父亲的口中翻译出这么一句话来。可能是这话太出乎她的意料，她忍不住立即跳出翻译的身份，对父亲强加批判：“你都这样了，修桥不修桥，关你什么事？你还能去走一走？你还能爬到桥墩上去？”嘲讽完，母亲又有些感伤，说父亲变成一棵树也就罢了——至少也得是体谅她的树吧？他此时无视她独自拉扯我和弟弟这两只猴子的辛苦，竟然去关心一座他永远也用不着的桥，这不能不让她心寒，不能不让她觉得他的心也差不多要硬化了。母亲被自己翻译出来的话惹得闷闷不乐，父亲却在木躺椅上一动不动，脸上像笑又不像笑，那是一种凝固的表情。
我几乎记不得父亲是怎么变成这个模样的，他身子僵硬了一半，随时抖啊抖的。但此前毕竟还能走动，这两年则是不要人扶着，就基本上只能躺着了。我问过母亲那是什么病？她丢过来一张发黄的病历单，上面写的字我都认识，却还是不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躺椅占据了父亲生活中三分之二的时间——另外三分之一，是在床上。他刚开始没法走动时，镇中学里的老师时常过来看他，有人还说他命好，说他基本上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美好生活。也有反驳的：“谁说王老师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了？他比这个还要命好，手都不用伸，嘴巴也不张，都得靠旁人伸手好不……”因是熟人，这样的笑话并不能引起母亲的反感，至于父亲，他都成为一棵树了，他的感受自然已被忽略。也有说母亲命好的，理由是，这几年，相邻的镇子发廊林立，妓女横行，很多男人时常往那边跑——镇中学里跑得最勤的，就是校长了——我父亲对我母亲如此忠诚，从没去找那些发廊女，我母亲的命，能不比其他女人好？
父亲早年是镇中学的语文老师，我们家自然也就在镇中学校园里。父亲倒下后，维持生计的任务自然就落在母亲身上。学校里有不少乡下学生，学校没有宿舍，没法住，很多老师就把所居住的房子隔成小间，摆上陆架床供乡下学生寄宿，也给学生煮饭，收些寄宿费、伙食费。我们家里就住了十多个乡下学生，整天叽叽喳喳。房子早些年被父亲修了第二层，二楼偏南的角落，是我和弟弟的空间，和寄宿生保持着距离。
我听过关于父亲的一些传闻，说他早些年，即使不算英俊潇洒，在镇中学那一堆矮黑的老师中，也称得上鹤立鸡群。作为镇排球队的主攻手，他还参加过县里组织的排球赛，到县里的大场地接受过县太爷和无数观众的欢呼。而父亲到底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模样的，一直是纠缠着我的问题。问母亲，她不是话语不清，就是不耐烦地喊：“小孩崽，问什么问？问了，你能医好？”而这一切，在弟弟那里，都不成为问题，他对父亲的事不觉丝毫不快，他是家中唯一无忧无虑的家伙，吃饱了睡，睡足了玩。在镇中心小学读书的他，据说已经培养了几个小跟班，整天行凶作恶，有时甚至守在小卖部门口，看到同学拿着冰棒出来，夺了就跑。这些传闻我和母亲并没亲眼见，而是来自前来告状的弟弟的同学父母。
母亲在这时，基本上对打上门的告状不正面回应，而是显示出了政治家的狡猾，她摇晃着躺椅上的父亲：“你起来咯，你起来，把那小贼子打一顿，哪这么坏哦？人家都找上门来了……”她一摇晃，父亲口中就支支吾吾地发出些什么声音，她便侧耳听：“你要干嘛？你要放尿了？要放尿？刚放半个小时，又要放？……”母亲对着门口的来客摇头苦笑：“你先……等会，我先扶这棵树去放尿，回来再跟你一块收拾那小贼子……”来客的兴趣和斗志已被消磨殆尽，扭头就走——心软的甚至还会安慰安慰，安慰出母亲的眼珠泛红。父亲那被母亲招之则来挥之则去的尿意，帮助我们家击溃了无数强敌。
那场台风是在暑假来临的。镇子就在海南岛最大的一条河流的南岸，在关于这条河的记忆里，有很大一部分是跟洪水相关的。每次台风过后，上流的水库装不了那么多水，就开闸泄洪，河水暴涨，小镇的大部分房子，便泡在浩浩黄汤之中。有些早富之人，修建了房子的第二层，便安然地在二楼窗口，看着其他人在黄汤中手忙脚乱，自豪感倍增。低洼处的房子，往往被浸泡一米多两米，手忙脚乱搬迁家具的人咬牙切齿：“一定要赚到钱，把第二层修起来。”
台风夹带雨水，开始了猛烈的袭击。下午，母亲已经从菜市场带回了风雨侵袭带来的变化——菜价翻倍。母亲咒骂了卖菜人黑心肝之后，还是买多买了一些菜，并且贮存了面条和饼干。我们的房子在镇中学校园里，依傍着小镇的高地“下村岭”，往年的洪水从来没有涨上过校园。母亲不怕洪水涨到家里来，却还是带领着我和弟弟把不能泡水的东西搁置到高处。每放好一件东西，母亲就哀怨地看着躺椅上的父亲：“水要真来了，那棵树可怎么跑？”
天色渐黑，迷蒙之中，校园里的树七倒八歪。母亲从信号极其不好、声音断断续续的收音机里得到新的消息，说还有大风要来，大雨也跟在后头。唯有弟弟十分兴奋：“要跑水吗？要跑水吗？水肯定会浸了我们家吧。”他强烈地期待着洪水的到来。雨水随着夜色变深而不断加大，母亲有时会披着雨衣到学校里的小卖部打听消息，回来就宣布，水涨到哪哪哪了。父亲被扶到床上，可他还没睡，嘴里又发出呜呜哇哇的声音，母亲用毛巾擦拭着头发，听了一会，骂道：“又关心那破桥了。水这么大，修什么桥都没用。这条水，每年不死几个人不甘心。”
一有风雨，父亲体内潜伏的风暴也冒头应和，他手脚抽搐，口中发出呻吟。母亲把门栓死，可没法把风雨声隔绝在外，雨水从门缝渗透，一楼的地板已然湿透了。电早停了，点燃的煤油灯光晕昏黄，我很早就睡了。不知夜里什么时候，我被一种奇怪的声音吵醒。那是从父母亲的房间传来的，隐约听出那是父亲的声音，像是喊痛，却又有着某种旋律，竟像是一首歌。我想挣扎起来去看看，可浑身酸软，屋外的风雨声带着强烈的催眠力度，让我没法站起。
那声音，催我醒来，又催我睡得更沉。
第二天早上，雨小了许多，风时大时小，残枝断叶遍地都是。弟弟兴奋地喊着：“跑水了，跑水了。”母亲看着他，要怒未怒。小镇低洼处全都泡在水中，很多人不得不被迫转移到高处，也就是弟弟口中的“跑水”。镇中学已经打开好几间教室，让跑水的人家临时住下。父亲竟也起得很早，口中发出某种急躁声。我和弟弟不太理解，问母亲，她不好气地说：“他说，扶他去那些看看跑水的人。”这倒是个难题，雨是小了，风可没停，路面全是污水，要扶着他走到教室，那不比把带着一块巨石游泳容易。
瞧母亲疏忽，我溜出家门，朝教室跑去。有四间教室都塞满了人，有老有小，热闹非凡，有啃着饼干的，也有呆呆地看着别人啃饼干的。不时有披着雨衣的中年人出去和返回，报告着水位上涨到哪了。而其实不用出去，站在教室门口，就能瞧见低洼处的校门，已经有半个人高的位置，浸泡在污水中。跑水的人说什么的都有，不清楚那到底是哀叹倒霉还是觉得兴奋。小孩们都是很高兴，已开始玩捉迷藏。
趁着雨小，我跑回家里。在门口，就听到了母亲的呼天抢地，左右邻居都在安慰她，她却没有调小音量的打算。父亲在躺椅上喘着粗气，眼睛瞪得鸡蛋一般，已经僵硬的脸皮，在试图表达某种情绪，却只能组织出一种难以说清的怪异。弟弟沮丧地站在旁边，眼珠通红，很显然也哭过。我不敢说话，悄悄地用衣角擦着头顶半湿的头发——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母亲几乎是不间歇地号了十分钟，才渐渐收敛。邻居们劝说多了，觉得没意思，摇摇头各自回去。
屋外，一片极大的乌云压过来，这雨，还得下。
问弟弟发生了什么。他说：“爸一定要去看水——妈拗不过他，扶着他出去，没走两步，就在那摔了，你看，就在那！”他指着门口几米外的一个水洼。整整一个上午，母亲都憋着脸。副校长带来了镇政府买的面条和黑糖，让母亲煮上一大锅，端到教室里，给跑水的人吃。面煮好了，弟弟要抢着吃，被怒气未消的母亲按在门板上打。母亲边打边叫：“老的气我，小的也不听话，打死你这个气人精。”弟弟嘴硬得很：“你气爸，打我干嘛？你去打他！你打他！”
母亲手一松，说不出话。煮好的面条装到水桶里，母亲和我一起抬着，放到三轮自行车上，盖上雨伞，母亲在车上骑，我在车后面跟着扶。长长一声叹息后，母亲说：“阿黑，你要听话点，你也不听话，我就真气死了。”我眼睛茫然，看着头顶上直压而来的黑云，不知怎么回答。母亲说：“你爸心里想着别的女人了！”我愣了愣：“爸那样，动都动不了，怎么会……”母亲说：“他心还能动，他心里还想着。”我忍不住笑了：“真的心里想着，又有什么关系，他能做什么？也只能想想。”母亲踩车的脚立即停下：“谁说他不能做什么？谁说的？他昨晚不还哼那歌了，他不是老念叨着去看桥，他今天不还死活要去看水？”我记起了……哦，昨晚，父亲真是在哼着歌啊……可，这，和看水有什么关系？又和女人有什么关系？母亲又踩动三轮车，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也是，都死人了，还能做什么？”
我更加疑惑了，这又有死人什么事？
水退之后，整个镇子都铺上一层厚厚的黄泥。被淹的人家都在冲洗墙壁。水返回原位后，岸边青碧的茅草，也染上了层层灰黄。河边围绕着很多人，都是来看木桥的。小镇在河水南岸，要到北岸去，唯一靠的就是这座木桥。早些年还有木船摆渡，有一年，大水泛滥，木船翻了，一下淹死十多人，成为镇上人不愿触及的悲惨记忆。在那之前，镇上也呼喊多年，希望县里修一座水泥桥，这下死人了，不得了了，说是要修了，省里面也拨款了。最终也没修成，那些拨款被用来修建了县城里的一座新桥。此后，小镇上的人每到县城，都会望着那座桥叹息。为了方便，北岸一个村子自发集资修建了木桥，方便两岸人的往来，但需要收过路费，不然木桥没法维持日常的修护。每次大水之后，木桥都会被冲毁。不断地冲毁和重建，使得这座木桥，成了小镇人的念叨。这一次洪水太大，把木桥冲得比较彻底，眼力好的人，才能在若隐若现的水纹下，看出哪里曾埋下过木桩。根据母亲的说法，台风过后，父亲口中支吾着的言语，有百分之七十都是关于这座木桥的。母亲对父亲的喃喃自语，露出强烈的不屑，还带着酸酸的语气。
台风过后，天热得有些过分，热风一起，父亲就有强烈的说话欲望，我和弟弟也在他的反反复复中，慢慢能猜出他的意思。他反复说，要去河边看看。
秋季开学之前，母亲终于松口了：“黑，你和你弟弟扶那死树去看看河水。”我暗暗计算了行走速度，要把他扶到水边，天都黑了。
母亲把父亲扶到三轮自行车上坐好，让弟弟扶着，我踩着三路车，朝水边去。
已经有人在修建木桥，木板和木桩，堆在河的两岸。
来到水边，一路上兴奋不已的父亲倒不再发声了。
三轮车停下，弟弟才松了一口气，跳下车，甩着手，说：“麻了，麻了。”
父亲靠在车上，他也只能靠着。我试图把他扶起，他脖子硬扭了一下，表现摇头。阳光很烈，劈头盖脸泻下来。还好有些风迎面吹来，带着河水的湿气。父亲眼睛发直，像有千言万语要说。在某一瞬，我觉得他变回了那个正常的父亲，那个我早已陌生了的正常的父亲。我有点心酸，不敢看他的脸。他已经多久没有用眼睛来打量这个小镇了？对于腿脚好的我们，这小镇是弹丸之地，吐痰一用力，就会喷到镇外去，可对他来说，这俨然一片无法穷尽的浩瀚汪洋了。
一个修桥人停下手中的活，对着我笑：“桥冲坏了，现在过不去了。得等几天。”
——他是以为我要带着父亲到北岸去吗？
那年秋季，我升上了初三。母亲最大的愿望，就是我有一天能考上大学，她幻想着我大学毕业后，她就锦衣玉食风风光光。她对此坚信不疑。她最担心的是弟弟，他的顽劣已是难以管束——母亲把这一切的根源，归结在父亲身上。各种风气吹进镇上来，赌啤酒机的、放黄色影碟的、吸毒的……到处都是诱人的场所，母亲很害怕弟弟到那些地方去。有时半天没见到弟弟踪影，母亲就开始癫狂，翻天覆地要把他揪出来。
我的同学当中，有人吸了粉，被父亲扯回家，扭到了戒毒所。也有的同学，拉帮结派，组成了一个小帮会，横扫一切，校警也对他们避让三尺。更引起议论的，是我班上一个看来最文静的女生，却被发现已经怀孕五个月，而她竟然说不出到底吹大她肚皮的是谁。我心里暗暗喜欢过她的——谁不喜欢她呢？可就是她，竟然大了肚子……这个建墟三百多年的小镇，骨子里有一种古板的东西，这种古板也让它保持着某种硬朗，不轻易为外物所击垮。可现在，很多人都感觉到一种变化正在临近——是什么，都说不上，但此前的硬朗在慢慢地消散。
深秋，学校换了几个重要领导。新的校领导刚上任不久，就把母亲找去，说是有重要的事情商量。母亲黑着脸就去了。按照以往的经验，只要是学校来找，就不会有什么好事。果然，学校是跟母亲商量父亲的事。按照校方的说法，我父亲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不上课，虽然说当年办了内退，但有一些手续并没有理顺，今天找我母亲，就是商量着把材料补齐，补交一些钱；要不，学校停止给我父亲发内退工资。
校领导问意见时，母亲一言不发。
校领导又叹气又摇头。
母亲回来了。
看着躺椅上嘴角歪斜的父亲，母亲狂奔而出，堵在新校长宿舍门口不休止谩骂。母亲的这一次出征，完全是超水平发挥，她先把父亲晾出来，占据了一个道德高地，再哭诉她这些年独自带着我和弟弟的辛苦，再接着，她便在地上打滚，滚出满身尘土。我跑去看时，完全被她的气势吓傻了，不敢拉她。弟弟冲上去了：“来这里哭什么呢？要哭，也回家去哭，别在人家门口……”围聚的人越来越多。
弟弟伸出手去拉她，反被她扯住，按倒在地，狠狠地揍。在以往，母亲的手还没碰到，弟弟便会鬼哭狼嚎，这一次，母亲手上力道结实，弟弟却一声不哼。周围的人瞧不下去了，上前解救弟弟。话头就多了起来，吱吱喳喳，有人探头往校长宿舍门里看，让他出来说说话。
校长出来了。
这个新校长浑身都是圆的，这使得他说什么话都像是在笑。他笑着说：“什么事，好好商量。”我也是好久之后才想明白，他那不是笑，而是严肃、绷紧的谈话。后面的事，就很顺理成章了，母亲以她的哭天抢地，取得了胜利。
当天一直到很晚，母亲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她表扬弟弟出现得及时，说要不是他去拉，她都想不到法子打动校长呢！弟弟不理会母亲，他偶尔瞧瞧我，眼中射出奇怪的光。我很清楚，他这是责怪我没有伸手去拉母亲。住我们家的那十几个寄宿学生，都在暗自谈论着什么，当我把目光扫过去，他们就都安静了。
在暑假里，给父亲擦身的活都是母亲来，开学了，单单料理那十几个寄宿生的伙食都够她忙的，便由我和弟弟轮流给父亲洗澡。
把父亲的衣服脱下，让他在矮木椅子上坐定，我听到了父亲嘴里哼了一声。
“说什么？”
“……欧……”
欧？……是黑的意思？他是在叫我。
“怎么？”
停了好久，父亲寄出一些密码般的话语，……今…今天，你你你……妈……？
我愣了许久，把温水倒在他肩膀：“今天，没什么！”
父亲嘴里又哼哼哼着什么。我多希望还像之前一样，听不清他的发音，可近来，我发觉自己的理解能力在不断接近母亲，越来越能理解父亲的吱吱哼哼。他的发音带着浓重的浑浊，好像含着一口水，舌头在搅动水波之中，发出迷蒙的词语。听懂他的话，就是从浑浊当中，辨析出原意。说来很难，却也不难，他能说出的词句很有限，和他早些年在课堂上的口舌伶俐，已不可同日而语。理解他的话，当然也得注意观察他的眼神，那眼神看似呆滞，却掩藏着万千变化。我从未想过一个人的眼睛，可以在简单的眨动之间，传达出如此丰富的意思。
我有时只能假装不懂。
我还没把温水浇到父亲的头发上，他的脸已经有些湿了。我拧掉毛巾上的水，用散发热气的毛巾，遮住他的脸，遮住他意义多姿的僵硬表情。
我眼前空了。
听懂了父亲的话，便有了向他证实的兴趣——比如说，母亲一直怀疑他心中想着的那个女人。
说到那个女人，镇中学里的人，都知道，甚至镇上很多人，也都听说过。那是若干年前在镇中学教音乐的一个女老师。关于这个女老师，流传着很多传说。比如说她性格高傲怪异，和所有她教的学生都如同仇人，每节课，她花一半的时间在向学生训话上。又比如说，她当年可算是貌美过人，吸引了无数镇上的年轻人的目光，可她一直都是一个人——她是眼睛长在头顶的人，怎么会看上那些二流子？这样的女人出现在一个偏远小镇的中学校园里，难免会引来纷纷议论，难免有许多关于她的花边新闻。她每个周末都上县城，被传成了她跟县里一个教育局领导的周末桃花开。女人们传说这些话的时候，证据确凿：“就她那样子，怎么可能不勾搭一个领导？她想调回县里啊！”
传言乱出的时候，母亲就曾听说过，作为镇排球队的主攻手的父亲，赢得了音乐老师的侧目。母亲从没亲眼见父亲和音乐老师一起出现过，但她坚信无风不起浪。以父亲保持得很出色的身材，以父亲教语文的能说会道，真要在镇上筛出一个能和那高傲女相配的男人，也只有父亲了。母亲和父亲闹过无数次，父亲都淡淡地说：“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倒是想，人家看得上？”母亲不依不饶：“你果然想……你果然想……”又是一番闹腾。当然，也不排除母亲暗中去查找过证据。
那时，小镇上的男女要见个面，还偷偷摸摸的，有人传说木桥边曾是不少男女约会的场所，岸边齐人高的野茅，为约会者提供了天然屏障。我曾想象，某个淡月迷蒙的夜里，父亲外出了，母亲瞪圆她的大眼，寻遍大街小巷，寻到木桥边，在野茅中翻找，希望能抓一个现成。我问母亲：“你去岸边找过吗？”母亲哼哼冷笑：“我去那干嘛？你以为人家真看得上那棵树？”她在冷笑，但语气并不硬。我想，我爸当年还没变成植物呢！母亲冷笑完，也显得有些伤感：“唉，那些事，都多久了啊……人也死了……那么久，不记得了……”
音乐老师是投河死的，关于她的死，我就听到很多版本，每一个都蒙着让人心乱的桃花色。母亲叹息地说，镇上那么多张口都在传她的话，谁受得了？被人家传死的。多清白的人，被传这么多，都成了脏的了，她羞不过，才投了河。父亲在躺椅上哼着说要去看木桥时，母亲就嘲笑他：“当年和她一块到河边快活的，有你吧？是不是想起了，要去看看？”母亲的话总是会引来父亲的一阵笑。其实，那不是笑，他僵硬的表情没法自如地控制笑容，但还是能从他的眼角边，看到一丝笑意。
我向父亲询证的，有两件事，一是他到底和音乐老师，有没有关系？二，他为什么这两年以来，一直想去水边看看？向父亲发问时，我却已经清楚，无论他回答是或者不是，都很难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他僵硬的身体，掩饰了他的真实内心。父亲花了一个上午，才跟我表达清楚他心底的话，他认为，音乐老师根本不是投水死的，只是一脚踩空，淹死了。
我对音乐老师和父亲的关系，充满了兴趣，他们真的毫无交集，我就自己去构思出一个莫须有的故事。已经确证的一件事，是台风夜里，父亲嘴里哼的那首歌，和音乐老师有着莫大的关系。当年音乐老师负责学校的播音室，在傍晚时候，会播放一些歌曲，她的喜好，便强加给了全校的人。下午风吹起的时候，随风飘荡的，常常是一首邓丽君的歌——也就是父亲哼的那首。不止我父亲，当年校园里所有的人，都在这首歌的伴奏下，开始煮饭和炒菜，开始打小孩屁股和喂猪。
弟弟对我的沉迷幻想，很瞧不起。他越来越有一副老大的样子，指挥着五六个小伙伴，淡定自如。母亲看到他，觉得无比焦虑；看不到，更焦虑。母亲常说：“阿黑，你去问问，你弟不会又做了什么事了吧？”我说，近来根本没人上门告状，说明弟弟表现还是不错的。母亲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人家找上门的，那还是小事，最怕的，就是他去做见不得人的事。我说，按照你的说法，从没人上门告我，是不是我做了很多很多见不得人的坏事？母亲不屑地看着我：
“就你？放个屁都没臭味……”
一天夜里，弟弟鼻青脸肿回来，母亲盘问了许久，他也说上一个所以然。他根本什么都没说。母亲找了一根布带，把弟弟双手反绑，挥舞着木棍打他的屁股。我上前拦，挨了几板子。弟弟不领情，说：“拦什么？让她打。”母亲手腕酸了，丢下棍子，掩面抽泣。最后，是家里的寄宿生上来劝说，才给弟弟松绑了。那些寄宿生翻找来刺鼻的正骨水，给弟弟擦拭着身上的淤青，劝他以后不要这么嘴硬。
母亲指着躺椅上的父亲，手臂颤抖。
——她抽搐的手臂，多像是父亲的。
木桥修好的时候，在北岸的收钱点燃放了一挂鞭炮。父亲不知如何得知新木桥即将通行的消息，要求我们推他到水边看看，被母亲断然喝止。我去看了，水中已经有两个被冲毁的旧木桥遗迹——被冲毁后，水中残余的木桩若想拔出来，需要花很多气力，修桥者往往便在原址移动两三米，重新打桩。我回去后，和父亲说起了木桥边的情形。他闭上眼睛，静静地听着。
“点了炮，炮炸完了，就通路了……”
“堆……响……波……”父亲发出的声音，在我耳中自然过滤，排除掉浑浊和歧义，排除掉腐肉和杂物，剩下的意思，便是“水深不”？
“可以过桥，不深。”
父亲不再说什么。
父亲不愿提，但在母亲的含含糊糊中，在她的嘲讽、痛斥和心疼中，我还是知道了父亲对木桥的奇异感情。当年船翻淹死人后，镇里组织材料，向县里说明修建一座水泥桥的必要。父亲作为镇中学的语文老师，是镇上一支笔，他挖空心思，把材料组织得情感饱满血泪纵横，总算打动了上头。后来批钱了，可桥却修在了县城里，这让父亲很长一段时间难以接受，他不断怀疑，是他没把材料写好，才导致那座水泥桥飞了。母亲看着父亲，像看着她最小的儿子：“你爸就那样，跟他没关的事，也挂心着……现在好了，他变成木头了，拿去插进水底，倒是可以当木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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