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进城的百姓并无这种顾虑，那个时候城市的人口少，房屋的价格也不是很高，辛苦几年就能买上一个三间瓦房带着一个小院的房子。
随着进城人口的增加，原本存量的土地逐渐消耗殆尽，老百姓买房子要么就得出高价，多年的辛苦就会被一个院子全部吸干，要么就就只能选择带着存下的本钱返回家乡。
返回家乡是绝对不可能的，官府也好，工厂主也罢谁都不可能轻易地将干了多年已经完全成为工厂顶梁柱的工人放走。
于是，原本在乡村上演的人地矛盾开始在城市上演，如果不能解决城市百姓的住房问题，那么无论来多少进城都是无根之萍。
这是华夏民族的自带属性，房子不仅仅是一个能住的地方，更是一种家的信仰，华夏百姓娶媳妇都叫成家。
不入洞房何来成家，所谓洞房就是新婚夫妇的房子，远古时代，我们的老祖宗公猴子想要与母猴子交配，公猴子也是要提供一个能够交配的山洞，以洞为房。
如何解决房子的问题，就成了摆在城市管理者书案上的最大难题，不同于后世有高层建筑技术，就现在的建筑水平，若是建一个高楼估计还没等住就得塌了。
就算是不塌，也没有人愿意与人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眼下王仲义就遇到这样的难题。如果天津城不能提供更多的平价住房，很有可能就会面临到人口流失的问题。
要知道如今的皇家移民局可是天天地宣传移民，什么到了海外，官府免费分配住房，免费分配土地，只要勤快两年之内就能将出海的船票钱挣回来。
若不是华夏的老百姓重土安迁，但凡能在家乡过下去，谁愿意离开家乡，但凡能在大明生活下去，谁愿意去海外，估计已经有一大批的百姓会被皇家移民局的人忽悠走。
说到这些的时候，王仲义一脸的无奈，朱瞻基知道王仲义是真的没辙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未来还有房地产这么一个能够赚的盆满钵满的行业。
“王二！天津城最穷的居民区是哪里？”
“肯定是离工厂越远越穷，来天津讨生活的工人租房子肯定也要在工厂的附近租，不可能离得太远，每天光是来回走路就得耽误很长的时间。
而工厂为了交通方便，大多数又都是建在海河边上，这就是使得离海河越近的地方就越是富裕，离海河越远的地方越是贫困。”
朱瞻基笑道：“看来无论是农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都是靠河的富，不靠河的贫。水真是个好东西，工业农业都离不开他们。”
“陛下说的是，这水是万物生长的必需品，没了水也就没了生气。”
“所以说保护水源，不被工业污染就是你这种工业城市的重中之重，一定要严格把关，任何工厂敢把工业废水排进河里，都要进行严厉的处罚。”
“陛下放心，当年毛纺厂出事之后，所有工厂都进行了整改，任何没经过处理的污水都不得排放到河里。可是这些工厂在增加了处理危废的成本后，商品的成本就会升高，以后会不会在市场上失去竞争力？”
朱瞻基点点头，这件事是关乎后世子孙的大事，不能竭泽而渔，好在现在工业规模还小，污染最大的化学工业才刚刚起步，等到化学工业起来之后，这污染问题才会尖锐起来。
“仲义！做为当政者我们不能只考虑不能只考虑眼前利益，也要考虑子孙后代的利益。我们的老祖宗自古都知道，春不猎、夏不伐、秋不征、冬不逐。
意思就是春天是野兽繁育的关键时刻，不管是猎杀母兽还是公兽都有可能导致野兽的种群降低，甚至最后野兽全部灭亡。
夏天的时候，正是万物快速生长的季节，这个时候采伐就会造成极大的浪费，这是对自然资源的极大破坏。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老百姓都在忙着抢收庄稼，不管有什么重要的徭役，都要等到秋收完成之后才能征发。
冬不逐是说冬天万物寂灭，没有生机这个时候你的下人不管有什么错，都不应该这个时候驱逐，这个时候驱逐就等于是要他们的命。
这些道理一直都被先贤恪守，也是我华夏民族的传统美德，古人尚且知道要为子孙着想，更何况我们今人。
若是不控制好危废物品的排放，别的不说，整个海河就会成为一条臭河，依靠着海河生活的百姓怎么办？
海河两岸的土地可是依靠着海河的河水灌溉，用这些臭水灌溉生长出来的粮食，你敢吃吗？
现在我们的产品在整个世界都有着最强的竞争力，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严格要求我们的工厂，有些成本不能省，总想着靠牺牲环境、压榨工人降低成本的工厂，一定走不长远。
一个工厂想要走的长远，能够成为百年老店、千年不倒，首先就要有足够竞争力的商品。
商品的竞争力在于提高商品的质量，改进生产的效率，开发出最新式的商品，保持自己的商品有足够的竞争力，那才是一个工厂生存的王道。
做为当政者要做的就是通过行政手段引导各个工厂主走创新之路，比如说我们要设立技术创新的奖励，任何有足够创新的工厂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给予税收等方面的优惠，通过官府的让利，让这样的工厂快速成长起来。
通过加大对压榨工人薪水，肆意排放危废物的的工厂进行高额处罚的方式，警告这些无良的工厂若是不进行整改，官府并不在意他们的死活。”
“陛下！这样会不会将我们现在好不容易缓和的与士绅对立关系再次尖锐起来，这两年大量在土地上得不到大量好处的士绅，已经开始将目光锁定了工商业，他们建立工厂还是沿用地主佃户那一套人身依附模式。
他们认为让工人给他们干活，是他们给工人赏口饭吃，工人就应该无条件地听他们的话，干最多的活，拿最少的钱。
他们甚至认为官府制定的最低工薪标准是对他们最大的不公，做工厂他们承担了最大的风险，凭什么那些工人一点儿风险没有就能挣钱。
这样的话臣都听过很多次，他们认为官府不该对他们征税，不该管他们如何管理工人，给多少钱工人愿不愿意干，那完全是他们与工人之间的私事。可见这些人的怨气很重，依然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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