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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们的话锋也是因而太子的莅临而突有转变，从一开始的小声谨慎交谈变成颂扬皇帝功业的表彰话语，其中最为值得重提的便是皇帝年末临关时下诏减少户调相关的一条政令：每户人家每年只需向朝廷缴纳四匹布。
户调，顾名思义简单解释就是按户征收的赋税，渊源可以追随到东汉末年曹魏时期，把秦汉以来按人口征收的算赋和口赋，改为按户征收绢绵，此为曹魏户税之制的开端。后来晋武帝司马炎又增其赋，称户调。
太康元年（280），西晋灭吴统一全国以后，制订户调式，规定以丁男（指已及服役年龄的成年男子）为户主的户，每年交纳朝廷绢3匹、绵3斤。
若是丁女及次丁男立户，即按减半征收；边郡民户户调只纳规定数目的23，更远者纳13；少数民族每户纳“賨布”1匹（巴人称赋为賨），远地或纳1丈。（这时规定，男女年16-60为“正丁”；13-15和61-65为“次丁”；12以下、66以上为“老小”）
户调数额只是平均标准，在具体征收时，采用九品混通的办法，即依据资产多寡将农户分为九等，按照户等高低征收不同数量的绢绵。但其征收户调总数应与各地丁男、丁女及次丁男户数须纳户调总额相等。
这就是所谓的“计赀定课”，即根据民户的家财多少来定税，故户调亦称户赀。此制度自晋朝延续到了南朝，略微不同的是南朝户调的征敛物常为布，不在是绢锦这等高端布料，直到南朝后期梁、陈时才改户调为丁调。
其中身为刘子业舅舅的王藻对这道政令大为称赞，直呼道：“此令真乃造福天下苍生之良方。”
众人纷纷附和，刘子业亦是缓和笑过。他决定此令确实不错，只不过他觉得还差了些许火候，丁调和科举等改革被其放入了心中的议程。
士族兴起于魏晋时期（司马家本身就是士族出身，虽然并非鼎级高门，但在司马懿几代人的努力下早已成为了当时曹魏政局中颍川世家的最大代表），后来西晋灭亡，永嘉南渡，晋元帝在士族的帮助下建立东晋，导致东晋时期士族权利达到巅峰。
这时期的东晋皇权萎靡不振，已经到了朝政、军政、民政所有政策的正常施行皆需要依靠士族执行的地步。
但随着刘裕称帝，刘宋王朝的建立，这种局面开始发生变化。
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皇权与士族之间相互交织，刘宋王朝是南朝的第一个王朝，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东晋时期门阀士族尾大不掉的弊端，皇权面临士族的诸多挑战，但刘宋王朝作为依靠军功起家的王朝，皇帝拥有对大部分军队的绝对控制权，这对提升皇权和对维护皇权的威严起到积极作用，但在刘宋前期皇权与士族多是对立局面，由于刘宋皇帝出身的底蕴较为卑微，双方在文化意识上存在较大差距，所以在士族面前可能或多或少会有一种自卑感，使得刘宋皇权面对士族时颇为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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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夫出身的刘裕是老来得子，对几个儿子的读书教育问题也没办法做到重视，老早便令诸子出镇地方了。次子刘义真更是在虚岁十一时出镇长安，堪称儿戏，结果促进了当时驻守关中的北府军全军几近覆没的潦草结局。
而四子刘义康在元嘉时期官至宰相，总揽朝政，可谓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却不好读书，在遭到文帝猜忌而落魄以后才方觉自己读书太少殊为不智，在其失势外调地方时读到了淮南厉王自污一事，更是大为感叹自己怎么就不能乘早明白君臣有别自己又岂能僭越的道理呢，只不过此时明悟的他已然是为时已晚。一代权臣因为读书少不知进退而被君王猜忌置死，何其令人唏嘘。
提及刘义康此人，刘子业还是颇为惋惜的。
刘义康生性喜欢处理官职事，处理公文都十分专心，查察人事对错时亦显得明鉴详尽。
在其任相时虽权倾朝野，但也没有懈怠，每天有数百辆车到东府求见，即使前来的人地位卑微，刘义康也会接见他。他也爱惜官爵，一直都没有用官位或封爵去贿赂人，但凡朝中有才之士都会招其入自己府下，而其府中无能或忤逆其意的都会调到朝中，故其手下属官都尽心做事。他这般不知收敛又岂能让皇帝安心呢？
不喜士族的他亦曾批评王敬弘及王球等高门子弟“坐取富贵”。
刘义康记忆力过人，听过的话和遇到的事都不会忘记，而且常常在众人聚会时炫耀自己的记忆能力，众人亦佩服他。
不懂收敛的他与宋文帝原本关系不错，在宋文帝长年患病的时候，刘义康就衣不解带、通宵达旦地尽心侍奉，进献的食品和药物都先试一口。可他又未曾在未向朝廷报告下私自设六千人的部曲，其东府之柑的典故更是令人唏嘘不已，后来的刘义康回想起这些僭越之事也是发出了实诚是他咎由自取的悔悟。可能他刘义康确实是将刘义隆当成了自己最为亲近的哥哥，却又飘得忘记了自己亦是他刘义隆的臣子呀。
而刘裕的六子刘义宣更是素来口吃，在发动四州叛乱时一次兵败后抚慰部下时更是将“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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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败”说成了“项羽千败”，惹得在场下属将士无不掩口窃笑。当时同谋阵营的鲁爽之弟司州刺史鲁秀曾在见过刘义宣过后感慨道：“阿兄误事啊，竟然和痴人一同做贼，吾等必然要失败啊。”
不只于刘裕，整个南朝皇帝在教育后代这一方面上普遍皆是让人不敢夸耀的。
但到宋孝武帝时，一切截然不同，皇权与士族的关系可谓是攻守易型！文武双全的刘骏为大幅度提高皇权权威，便开始用强硬乃至到杀戮的强制手段迫使士族臣服（较具代表的就是身为当时门阀首领的王僧达被诬罪而死），一度导致皇权与士族之间关系僵化，士族们多会采取回避或远离政治的方式进行明哲保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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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业认为，眼下的时局于刘骏而言，士族豪强什么的都并非首要问题，最为需要解决的是刘宋自从元嘉草草之后已然崩坏至今的货币体系，市面上的货币几乎丧失了交易功能，人民重新回到了以物换物的交易方式，这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尤为不利的。
元嘉末年北魏南侵造成刘宋社会经济萧条，财政危机凸显，货币流通混乱，流通量减少，导致民间流通中的钱币的重量不断减轻，孝武帝于孝建元年（454年），改铸钱币，铸四株钱。
这就是有名的“孝建四铢”的由来。
刘骏一方面是想整顿钱币流通混乱的局面，解决因经济衰退导致民间对钱币流通量的需求，另一方面则试图将财政大权收归中央以集中财权。但这位意图中兴的年轻帝王却是低估了民间（实则豪强）私铸钱财的能力，哪怕他多加劝责，“民间”盗铸钱币依旧屡禁不止。
早在元嘉时期，朝廷便官方铸制了四铢钱，这种四铢钱的轮廓、外形、样式和以前的五铢钱都差不多，铸就这种钱币并不能有什么赢利，仿制成本也很高，因此民间就没人什么人愿意去防制这种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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