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孤悬海东，面积大约相当于析置出福建之后的江浙行省，人口则远不及之。
全境山地面积甚广，其位于北鲜者，即有咸镜山脉、赴战岭山脉、妙香山脉、摩天岭山脉、狼林山脉、灭恶山脉、马息岭山脉等等。这些山脉的走向或东南、或西北，连绵不绝，其中奔腾有清川江、大同江等许多的河流。山川壮观，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
三千里锦绣江山，即得名于此了。
四季之景色，春若云蒸霞蔚，夏如苍松翠柏，金秋桂子飘香，冬则水木明瑟，别有一番风味。
这一日，残雪消融，艳阳高照。
邓舍游兴大发。历数入高丽至今，几乎无日不战，无日不斗，难得有闲暇时日游山玩水。如今辽东局势大致已定，海东行省的诸般衙门也已粗略成型，又值农闲，没甚要紧的事务。他念及洪继勋、姚好古连日辛劳，当下遣了人去，邀他们登山玩景。
这真是投其所好。
洪继勋、姚好古这两个人，性格虽然不同，却都是满腹诗书，难免文人习性。闻言之下，无不欣然应召。除了他两人，邓舍还邀请了状元郎王宗哲，左右司员外郎李敦儒等几个文官。至于文华国、杨万虎这些，唤他们去游山，不如通宵拼酒更对脾气，因此也没去叫。
邓舍带了赵过，挑了几十个亲近侍卫，另外哥哥队、质子军中几个任了差事的亲兵、质子。汇合众人，一行百十人，轻骑缓马，出了城门。
平壤附近的山不少，大大小小十数，最有名的自然兔山，上边有箕子墓，邓舍去过一次的。兔山去城不足半里，距离很近，山势甚高，要轻骑慢行，把玩景色，不如城北五里外的锦绣山。
不太远，也不太近，而且山中很有些名胜古迹。此山再往东，有座牡丹峰，景色也不错。高丽王曾经登过，不过太远，还得再走五十里。
众人打马徐行，往北而去。一路上，见天高云淡，前边远近山峦隐现，右侧大同江经城东而过，逶迤蜿蜒，结了冰，澄江如练。沿途农田，空旷少人，偶尔见一二衣衫褴褛、佝偻瘦小的男女行在其间。
姚好古感叹道：“‘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昔日箕子朝鲜时，平壤即为都城。继而高句丽，亦为京师二百余年。至高丽，称西京。往日繁盛时候，摩肩接踵，挥汗成雨。
“城中亿万之人口，全凭此等衣衫褴褛之辈养活。显宦世家的子弟，从出生就带着金调羹，养尊处优，不事劳作，四肢不勤，不辨五谷。日日锦衣玉食。
“农家辛苦一年，每日所得不足以糊口，诚如将军日前所讲：‘身不离田亩，手不释织轴，而食不过残羹，服不过破衣。’路上若是碰上显宦世家的子弟，惶惶跪地，不敢抬头。富人子弟稍有不满，即鞭打马踹，不用拳脚，怕污了自己的手。甚至有时候，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找乐子。
“而农家人终不敢发一言之反抗，世之牛马，也没有比他们更温顺的了。但有战乱，流离失所，先死者亦此辈。杜子美有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卑职年少时读书，不解其意，后来游历四方，所见目睹，尤甚诗中。将军‘每念及此，为之涕零’，卑职也何尝不是呢？戈戈不休，而我民也何罪？”
随行邓舍左右的群臣中，洪继勋出身世家，王宗哲书香门楣，李敦儒最不济，也是个富家子弟。他们或遭家仇，或受国难，有过颠沛流离之苦，说到农家之辛劳，除了圣贤书上有见，却没有半点亲身的感受。
如果路上见到冻死的农人，他们也许会有怜悯，但对姚好古话中的沉痛深沉，无法全部理解。
邓舍颔首不语，洪继勋不屑接话。李敦儒因他的娘子早先得罪过邓舍，此时依然忐忑，不敢开口。眼看冷场，王宗哲咳嗽声，说道：“我前宋真宗皇帝《神童诗》中有句话，言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高丽学我中国制度，倒也办有科举，……”
这话提醒了洪继勋，他想起一事儿，打断王宗哲，插口说道：“主公，却有一事，不可不提早防范。”
王宗哲讪讪收声。
邓舍道：“噢？何事？”
“卑职前些时日，见城中西来的流民中，有几个士子收拾行囊准备离开。卑职问及，他们遮遮掩掩不肯回答，却是因了明年胡元要开科举。这些人得了风声，打算回去应试的。”所谓西来的流民，就是从辽左、辽阳等地来的汉人，邓舍征战辽东，不少人受战火波及，逃入高丽。
赵过也道：“末将两三日前，也接了盖州来的军报，说辽左的士子，颇有浮海远行的。”
邓舍苦心经营，至今笼络得来的文人士子寥寥可数。他待人不可谓不宽大，用人不可谓不开明。无论降官、无才、有才无德，稍有才能，无不拔擢显用。就算如此，看他左右，正儿八经主动前来投他的、可堪大用的有才之士，洪继勋一个而已。
邓舍皱了眉头，心中不喜。可他也知道，这是没办法的事儿。
蒙元入主中原百年，汉人士子多视其为正统。邓舍平素对这种现象就很注意，结合洪继勋等的介绍，对士子们的这种心态略有分析。
如果拿后世的术语来套，有元一代，地主、士大夫对胡元政权的拥护可以归结到阶级利益上。特别南方的地主、士大夫，有坚决反元的，更多的选择了配合。因为蒙元政府用汉法治汉地，最起码承认并且保护了他们对佃农、对乡里巴人的剥削。
学术思想上来讲，先秦儒家提倡“尊王攘夷”，“严夷夏之防”，夷与夏的主要标准在文化，不在种族。
到了南宋，国势不振，饱受外族欺凌，少数士大夫，如陈亮等人，开始认为“中国”即汉人，对夷狄产生强烈的排斥。不过，这种观念并不流行。宋之遗民，主要还是由于忠君，而不是排夷。
入元之后，儒生不再讲“夷夏之防”，而着重“用夏变夷”。“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主也”。也就是说，夷狄可行汉法，那么，就承认它们为正统王朝。而元朝已行中国之道，故此可为正统。
也因此，元末群雄逐鹿，绝大多数的士大夫并没有响应号召，反而竭力尽忠蒙元。
汉人士大夫的种种心态，简而言之，其实从十几年前的一件事上，就可以看的清清楚楚。至正三年，元帝下诏修宋、辽、金三朝史，任脱脱为主管。
这个史书，蒙元早就想修，只是却有一个问题，宋、辽、金三朝，谁为“正统”，换言之，蒙元继承的谁的道统？有以宋为正统，有以辽、金为正统，至少与宋并列为正统的。各种观点辩论不清，相持不下，故此拖延不决。
到了脱脱修史，毕竟蒙人与辽、金相仿，都是戎狄，不列辽、金为正统说不过去。而汉人对这个正统观又非常在乎，也不能不取宋为正统。于是，他遂采取了折中的观点，以宋、辽、金各为正统，互不从属。至此，方才定下了修史的基调。
当时有两个名闻天下的汉人士子，一个叫危素，一个叫杨维祯。对脱脱采用的正统观，他们两个人一个赞同，一个反对，分别上书，阐述个人的观点。
危素说：“本朝立国于宋、金未亡之先，非承宋、金而有国也。”他认为蒙元并非上承宋、金，因此自成正统。元灭宋，取而代之，就像是唐灭隋，宋灭周一样。完全不必讳言，这是天经地义的。
杨维祯说：“历代离合之殊，固系乎天数盛衰之变，万年正闰之统，实出乎人心是非之公。”他认为“正统”与否，不完全取决于统治时间之长短，地域之大小，实力之强弱，名分之偏正，而在“天理人心之公”。
他反对将辽、金也视为正统，“道统不在辽金而在宋”。
他认为，元朝理应上承两宋而继承正统，而不是上承辽金，也不是自成正统。他的这个观念，是比较正统的汉人书生之看法，但不论危素，抑或是他，都没有反对蒙元不是正统的。他们所争论的，不过辽金的正统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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