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语传统中，很少有人意识到，书评一词名称中倒装前置的句法，导致了该文体普泛弥漫着喧宾夺主的气氛：作为评论对象的“书”，突出在动词前面，成为写作与阅读之标的。直把宾语置顶端，貌似表达一种尊重的修辞；实则上，主谓宾关系中的逆序与缺席，却生成并助长了一个狡黠的主体。但现代汉语中词语的艰难处境又值得同情：若以正常顺序表达关于书籍的评论，就会组成“评书”两个字，众所周知，那滑向了另一种更古老的传统，同时更加不靠谱，或者说不正经，即充满了残丛小语、野史杂谈即“八卦”的小叙事，如此，则书评有沦落为口水之危险。
本文乐于进行另一种尝试，让书评一词在指涉不变的情况下，更加顺理成章，即它还是书评，同时却还是“书的评论”：是由另一部书发表的，关于某一部书的指点、评价与阐发。这将是以书为主体、为第一人称的一篇文字，不是该书本身，却是书与书的彼此映衬与互见，各自尊重，但也可能是相互拆台。现在，我们就有请《西游记》，来对美国学者芮乐伟·韩森的著作《丝绸之路新史》写一篇书评。
在正文之前，还有一句题外话：《西游记》的言论我们也自不可尽信，文责由其自负。其书毕竟是部小说，并囿于产生时代的知识发展状况及其内部世界观局限，读者很有可能会在这篇书评中看到不值一哂的谬误、自以为是的偏见；不见理论，但有妖怪——那些曾出现在丝路现场的妖怪混进来了。
唐僧在徒弟们帮助下行走西域，这可能是古典时代自孔子之后最著名的一次周游列国，我想，佛教徒们一定同意说，这也是更成功的一次。我并不想渲染今文经学的思路，但唐僧的确在强势的背景下，进行了一次被官方安排好的旅行。这种安排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主观意愿的实施贯彻——“奉旨上长安”、“奉旨上西天”；一种影响力的运作——“东土大唐来的老爷”，行走有便（但同时肉和宝贝也增加了被觊觎的风险）；以及一种制度的执行：这里安排好的制度，是指旅途中的明晰有序。
意在“翻过”旧有著作，构建新史
任何时候，任何一个人贸然身处在丝绸之路上，很可能都会不知所措，在这一段漫长的险怪旅途中，他会遭遇层出不穷的意外……我本身即是这方面富有经验的记录者。在我的世界中是如此；在你们的世界里，现代中国的西北、内亚是如此；在你们祖先的世界中，当年丝路还是活的，尚未曾成为荒漠、遗迹、考古工地、盗墓现场以及旅游点的时候，更是如此；甚至，到了《丝绸之路新史》这本书中，也还是如此。尽管这部书的作者意在让更多人，而不止是她的学者同行们阅读这本书，但是，如果没有一些经验，或者是实地万里路的踏访，或者是万卷书乃至几卷开而有益的阅读，总会在其中的各种人名、地名与年代名、族群名等等名词间晕头转向。
该书标以“新史”，一如《西游记新传》或者《新西游记》这样的相貌，意在要把以往的相关著作以及旧有的常识，像漫漫长路上的山坡那样，一重又一重地翻过去。于我而言，这也是一本很新或应该说很陌生的书。因为我原本并不知道，曾如此详尽记录过，构成了我之主体的这片区域，居然是什么“丝绸之路”。这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一个后设的术语。如今的人，似乎颇有受到《西游补》中鲭鱼精的蛊惑，梦想在妖术的作用下回到唐朝或者其他什么时代去，设若真有人办到了，穿越回丝路，正准备开始其跨国贸易的宏伟梦想，先用奇怪的口音（而不是中古长安音，或粟特语、突厥语）与人搭讪：请问这里是丝路——丝绸之路吗？万一有天资绝顶或天赋异禀、自带中古汉语与现代汉语语音转换器的，表示听懂了，那也一定是理解成了“死路”或“死雠之路”，他或许会回答说：不是，才不是死路，莫愁前路无知己，马上相逢无纸笔。
少见多怪，“丝绸之路”很名不副实
当初，在我和“取经四人组”看来，这条充满了妖魔鬼怪的道路是试练小径，是取经求法之途，是得证长生大道或者说成长的荆棘路——也就是追赶时间的旅程，在诸方中，唯有向西走才如此，这取决于地球自转方向由西向东，太阳东升西坠；是以在《西游记》那个处处呈现数学之美的世界里，大唐长安居于南赡部洲，而灵山在西牛贺洲，从南洲到西洲去，标准的角度应该是西北乾方，但我们不叫《猴猪西北行》以求与《孔雀东南飞》对仗，却径直就叫了《西游记》，深意即在于此。这一段西游旅途，我倒并不算率先记录的，唐僧也不是第一个行走其中的，若不算后羿、穆天子、汉武帝这些想要万寿无疆的人君传统，在我原本的经验中：早年夸父曾经沿途疾行，其逐日之旅虽殒犹荣，身后留下了名叫邓林的绿洲，春天会开桃花，夏天会结满孙行者最喜欢的桃子。后来，老聃也曾骑着青牛飘然远引，有些人认为他与世尊（也就是佛陀、如来），可能还应该有某一位神圣一气三清，而又三位一体，如是，则法显、义净、玄奘以及释悟空等等取经者，去的路程只是重蹈旧辙与踵武祖师，而东归则是反哺；只是，包括孙行者和猪八戒、沙和尚在内，人们后来都不信任这种来自《老子化胡经》的说法了。
以上这些智识并没有被纳入到新史之中，或许要算是作者的偏见，但我也表示释然，一个一百多年的新词和新研究领域，这对于不论是妖魔、神佛，还是经典来说，实在是还处于锐意满满、生长旺盛的青春期，新材料与新知予取予求、快速增长，能指与研究史都那么年轻，我期待着未来的修订与新新史，会更加准确地揭示古老与复杂得多的事实。事实上，《丝绸之路新史》已然更新了不少旧常识。在读这本书之前，很多人印象中的丝路，多的是丝，主导的是贸易，穿梭交流的是冒险者与远道而来碰运气的商人，他们让后人悠然神往，于是有了从《马可·波罗行纪》到《看不见的城市》这样的杰作。一定程度上，近代从斯文·赫定到斯坦因的抵达、挖宝、买卖与离开，也可以被理解为是接着这种对丝路的想象续貂延展到近代的——但这本书告诉人们，除了唐代曾以绢为通货之外，丝绸以及民间的长途贸易，都未必是这条路线上的主流。也就是说，“丝路”很名不副实。
我想想就深以为然，西游路上，固然观音菩萨也曾腰缠着冰蚕丝驾临，镇元子的五庄观上也用过丝帕托盘，那究竟都是神佛级别的小饰品，要说魔怪们大规模地将丝作为宝贝的，不过就是盘丝洞里那几位风光大好的妖精，可人家又其实不是正宗的中国缫丝，而是节肢门自产自销的蜘蛛丝罢了。此丝非彼丝，《丝绸之路新史》一书告诉大家，《博物志》作者老普林尼当年抱怨塞里斯丝败坏罗马，塞里斯通常被认为即彼时对中国的称呼，但学者们新近认为，很有可能，那时代抵达欧洲的是印度野蛾丝或者爱琴海科斯岛野蛾丝——大家看，我的记录与历史自可呼应，相互契合。
敦煌壁画中的怪兽，在“西游记”当中它们是阻挡玄奘一行求取真经的障碍。
在尼雅与楼兰之间的米兰遗址，斯坦因在一座佛教建筑中发现墙上绘有十六人，其中一人如图所示。无论这是远方工匠所画还是摹自图册，这种艺术主题在丝路上很容易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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