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了，白洁一见我就低声说：“叫姐！”我也悄悄学着陕北话：“轻（亲）姐、轻轻（亲亲）。”星期日或下雨天我常去她家玩，有时她不在家我礼貌地问：“阿姨，楚楚姐呢。”一来二去，自然而然地亲近了许多。她也常常到学校来偷偷给我送上一点吃的，用手帕包着煮熟的鸡蛋或刚出锅的土豆地瓜，羞涩地放下转身就走。相处一年后，我们结婚了，我家老人年迈，也没来参加。有了孩子以后我吃住都在白洁家里，村里人背后都称我“白家女婿”。
白家崖村小学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站，在这里践行着我的理想，同时获得了我的真爱。由于成绩突出曾被评为县、市优秀教师，70年推荐我上了陕西机械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西安飞机制造厂工作，白洁和孩子仍住在白家崖，分居两地多年。80年代初落实政策才随迁西安，接家时女儿已经出嫁未能随迁，白洁进了城既兴奋又增添了一份对父母女儿的牵挂。一时还是适应不了城市生活，经常吵着要回陕北过那散漫自由的农村生活。城里人瞧农村人的那种鄙视的眼光、更加重了白洁本身的自卑。这次和花卉的事，对她肯定会造成极大的伤害和心里阴影……
汽车到站了，下了车步行一里多段路程就到了白家崖。我走进村子，一排排整齐的二层小楼、枣红色的铁门弄的我找不着家。对面走过来一个小伙，我问：“玲玲家在哪？”小伙子惊喜地喊道：“唉呀，叔，刚回来！玲玲家就在前边18号。”
“有门牌号码了，跟城市一样了。”我赞叹地说着进了大门，听见玲玲爽朗的笑声，玲玲看见我惊喜地喊：“妈，我爸回来了。”说着接住我的包，进屋倒茶忙乎着。白洁坐着头也不抬继续摘她手中的菜。过了一会我走到她跟前蹲下去和她一起摘菜，她依然不吭声。我小声说：“咱们的事不要让女子知道，好吗？”她思量了一下这才起来走进厨房跟女子一起做饭去了。
乘这个空，我出去在村里转了转。我边走边看走到一个老者跟前，他原来是一个光棍汉，按辈分我喊了他一声“伯”，他咪着眼打量了我一会惊讶地问：“啥时候回来的，听说你出国去了。”我说：“刚回来。”他兴奋地站起来给我介绍了一番：“你看这一排新房，原来是一片坡地，县上派推土机推平让各家盖房，每家公家给二万元。现在农民可好了，皇粮都不交了，自古以来没有过！我是五保户，月月还发钱啦！”正说着姑娘喊我吃饭，我告别要走时，老汉感叹地说：“共产党好呀！”
吃过饭我和白洁到河边走走。
“楚姐，城里生活你一下子适应不了，我工作忙对你关心的少……”
不等我说完，她说：“我亏欠你，我一个山里娃念的书少，家庭出身又不好，老爸常说我们家拖了你的后腿，影响你的前程，给我一再叮嘱要和你好好的……”
我说：“什么亏欠！”
她还是不紧不慢地述说着：“老爸有文化，算盘打的好，初级社当会计，后来不让他干了，他就在大队部墙上写了几句话……”
“呀，这个我知道，爸给我说过，我还记得两句：
时运乘迅好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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