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花衣又接着说道：“然而，他却不屑于此，他宁愿每顿只有一碗饭、一筷子罐头或者一小块咸鱼，甚至提心吊胆地时刻警惕头顶上呼啸而过的炸弹，就只是为了作为一个正直的人所应当具备的气节。
尽管他视艺术为生命，但在自己民族的存亡关头，他毫不犹豫地将艺术让位于民族气节。
皇军全面占领香港，由于初期的混乱局面，粮食和水短缺，偏偏在这时，家里的存粮和罐头也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全家十几口人面临挨饿的威胁。
艺术家思忖良久，毅然将两个儿子乔装打扮后，派他们下山偷运粮食。正如上次他让其他人退避三舍而派儿子将那颗登堂入室的炸弹运出房间扔进山坳一样，在危险时刻，他不得不以牺牲自己的儿子来换取大家的安全。
作为主人，他必须这么做，但作为父亲，他感受到锥心刺痛。
生活上的困顿，艺术家能够耐受，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危险，他也能直面，但他难以压抑精神上的苦闷，也深知难以抗拒即将到来的时时刻刻的骚扰，他用过太多的拒绝的借口，已经难以为继，他要重新设计新的理由，那便是‘蓄须’。
虽然酒井司令和我，甚至是久田君你也猜到了这位艺术家蓄须的目的，但面对这样一位世界级的文化名人，这样一位受日本人民爱戴的艺术家，我们又能怎么样呢？
何况他一方面坚持留须，一方面不惜自伤身体。为了拒绝邀请，他甚至请私人医生为他注射伤寒疫苗，致使连日高烧不退，不惜牺牲生命。”
长孙花衣讲到这，看到久田幸助的眼里闪出了泪光，他又接着说道。
“难道我们为了不能凭着良心大声说出来的理由而毁了这样一位不仅受日本人民爱戴，而且深受全世界人民爱戴的卓越艺术家的生命吗？
日本人民知道真相后，我们回去后怎样去面对他们，怎样去和他们解释呢？”
久田幸助的眼泪终于流下来了，长孙花衣将办公室会客厅茶几上的手帕，递给他，接着又趁热打铁。
“毕竟是具有国际影响的艺术家，又深受日本人民的爱戴，只要他不公开或暗地里进行抗日活动，我们不能随便动他，相反倒能博得个讲人道并尊重艺术家的好名声。
况且，香港已经处于大日本皇军的统治之下，与上海并无二致，让他回上海也无不妥，去了上海，我再想办法让他去日本演出。”
“去了上海你也不能动粗，还是要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要以德服人，要完全自愿，我在东京见过大师去到时的人山人海，如果让日本国民得知是我们强迫大师去的，我们就成了千古罪人。”
长孙花衣松了口气，对久田说：“我给久田君在香港的工作提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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