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某些限制条件而画图，这是从初中就开始做的训练。
当然，是中国的初中。
按照国内的教学模式，初中的几何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画图了，不管是什么题目，学生只要按照题目要求能画出图来，题目就能解出大半来。
G蛋白偶联受体的跨膜构象，其实也是一样的情况，只不过更复杂了一些，或者说，是复杂了许多。
成百上千种的限制条件，都是生物学的研究员们多年积累而来的。在G蛋白偶联受体领域，成规模成规划的完成某一阶段的项目，是只有顶级实验室才能做的事，但在顶级实验室以外，总有一些中小型的实验室在想方设法的讨生活，他们不能完成大项目，就做一些小的项目，完成一些小的测试。
例如说，某个实验室就可以检测某种酶和某种G蛋白偶联受体的关系，他们甚至都不用彻底的讨论两者间的关系，做出点什么就算什么。
但是，如果他们做的成果是正确的，这就是需要考虑的限制条件。
人的肉眼是看不到G蛋白偶联受体的，就像是人的肉眼看不到夸克，也不能用直接观察法看到量子的移动一样，反直觉的种种数据，最终形成的图像是不能用单纯的想象来描述出来的。
杨锐一方面收集了各国公开发表的数据，并安排专人检查和分析，另一方面，则是重新调整了实验室的分工，将苏先凯和谷强从繁重的牛视紫红质蛋白的生产中解放了出来——创新的部分结束，剩下的就是艰苦卓越的生产过程了，那自然是属于科研狗们的工作。
包括苏先凯、谷强等人在内的研究员们，需要消耗更多的精力，在繁重、艰苦、重复并且需要创新的底物分析工作中，以其提供各种各样的数据给杨锐。
杨锐其实是已经拿到了答案的，如果悬赏只要答案，他很容易就能得到。
可惜，现实世界就像是“一课一练”和“寒假作业”一样残酷。
“过程（略）”的描述，在学生看来是如此的残忍，对杨锐来说，也一样是个严重问题。
他得自己弥补其中的过程，而做过数学题的孩子都知道，如果在没有其他帮助的情况下，你能做出过程，后面的答案，其实也就是只能起个参考作用了。
好在这不是一道全要靠他自己做出来的题目。
相比有着充足信心的杨锐来说，谷强等人的压力反而要大的多了。
他们不知道自己距离成功还有多远，他们也不知道是否有科研竞争对手已经进场，他们甚至不能肯定自己做出来的答案是错是对。
好在杨锐将研究项目分的很是细碎，所有人各管一摊，只要做好自己的事就行，全靠此点，实验室里飘忽怀疑的气氛，才没有扩展。
尽管如此，实验室的气氛仍旧是日趋诡异。
谷强每天都会洗三次试管，每次三支。他会用很长的时间清洗它们，直到每支试管都变成标准的“水不挂壁”的水平为止。
苏先凯每天都换白大褂，当然，不是为了爱干净，他只是在某些重要时刻，例如跑胶、跑离心机、跑柱子的时候，才穿上自己的幸运白大褂。
满海教授是比较传统的中国人，平日里对学生是颇为严厉的，但在进入离子通道实验室以后，大家渐渐发现，他对红色服饰的偏爱日渐增长，先是红色袜子，接着是红色的皮带和红色秋裤，然后扩展到了红色毛衣、外套和鞋，至于更深层的红色，就没有人愿意去探究了。
杨锐看的很是无奈，更担心众人太过于紧张的情绪，降低了思维的敏锐度——这时候的研究员们，就和高三学生一样，紧张而敏感，压力重重以至于自我放纵，专注于眼前而难以关注周围也是免不了的。
即使是面对高考应试，杨锐也是比较推荐减压的，目标是科研成果的话，那就更是如此了。
只不过，三四十岁的老男人们，明显不是语言减压的粉丝，杨锐周会上说的再多，也没有人听得进去，就连百试百灵的美食大法，此时都不能发挥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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