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人类对于各行各业的分工越来越细分化，这导致个体的人只有依靠他人的劳动成果，才能在现代的社会生活中得以生存，换而言之，人类已经变成了庞大的共生体，他们相互利用、相互依存。但是，就像“二八法则”所说的那样，百分之二十的人掌握着社会中百分之八十的财富，而百分之八十的人却仅仅占有百分之二十的资源，那百分之二十的人实际上支配着剩余绝大多数人的生产劳动。
老刘，叫刘福顺，今年四十多岁，一米七五左右的身高在人群中算不得突出，但是身体枯瘦却能让人一眼就辩识出来，因为长时间干活，他的长满老茧粗糙的手，不论是夏天还是冬天都皴裂的厉害，特别是冬天，手指和手掌心各种皴裂的伤痕，所以，他手指上常常缠着胶布。因为生活的负担，他的眼神有些空洞，脸上满是不善于言谈、不善于交际的中年人，还不得不面对生活、面对和他人交际的，略带微笑、似笑非笑，又有点严肃的尴尬复杂的成年人的表情。
刘福顺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刘乾从小就不喜欢读书学习，初中没毕业就肄业在家。刘乾在家待了几年后，合着几个初中一起打游戏打架的成天鬼混的同学，去了城里打工，前些年因为偷盗、打架斗殴犯了事蹲了班房，被关了几年。刘福顺夫妇为了这事还专门去了城里的监牢里看了刘乾，声泪俱下地劝说儿子要改恶从善，这是刘福顺第一次到大城市里，以前他最远也就是去过小县城，这城市的高楼林立给他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感，但是，各种高楼、道路、路标、信号灯又让他茫然不知所措，无所适从。
小儿子刘坤不仅是家里的骄傲，更是全村人心中的骄傲，他是十里八村众多家长口中的优秀的学生，也是那些还在村子小学里上学的孩童们的偶像。刘坤与哥哥不同，自小就勤学好问，年年拿优秀，常常得第一，是班级、年级和学校里的学习标杆。去年高考，他以县状元的身份，考入了A市的重点大学。
有两件事能让刘福顺感到特别地开心，一件事就是有人和他谈论他的小儿子，他觉得这是他努力培养取得的成果，其实，与其说是刘福顺培养的好，还不如说是刘坤自觉性好，他从小到大读书几乎没让老师烦过心，更不用说刘福顺了。另外一件事就是他和人闲侃各种历史，这时的他会一下子变得健谈起来，甚至是眉飞色舞，因为这事她老婆没少调侃过他。
刘福顺的文化是高中毕业，在他们那个年代，学历算是高的了，他参加过八几年的高考，成绩不错，可是因为家中没钱，而且那时候的农村的父辈们根本就不重视学习，所以，他就没有去读大学，也就失去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因为比较瘦弱没有力气，他根本就不是干农活的料，就为这没有少挨父亲的责骂。他年轻时喜欢看通俗历史演义小说和各种历史书籍，什么《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英烈传》、《水浒传》、《封神演义》、二十四史简史、《中国史纲》、《纪事本末》、《三国史话》等，也算是个熟读历史、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可耕田种地却不需要这些，只能把这些当着茶余饭后吹牛闲侃的谈资。
刘福顺老婆叫蔡春兰，别看名字起的文雅秀气，她却大字不识一箩筐，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九几年，国家推广文化知识普及扫盲工作，她在生产队里放羊式地学了一段时间，这种学习不过像蜻蜓点水，过了一段时间，又都还了回去，她也只能认识两个儿子名字。蔡春兰有着农村妇女典型的特点，没啥想法、能吃苦耐劳，喜欢和人东家长西家短地嚼舌头。她身高一米七五往上，因为常年劳动，身体看上去像男人一样结实，她和刘福顺站在一起，颇有种“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的感觉。
刘福顺家中有几亩地，前些年，大儿子在外，小儿子还在老家上学，一家三口全靠这几亩地养活着，虽说家里过得并不富裕，也能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儿子考上大学后，不比以往在县城里了，学费和生活费成了家里的一大笔开销。尽管国家对粮食设置了保护价，可这一亩地一季一千斤左右的粮食，也就卖个千把块钱，除去肥料费、工具费等一系列费用，每亩地也就净赚五六百块钱，一年两季下来几亩地的收入估计五六千块钱，差不多勉强够儿子一年的学费。村里人情事务又比较重，日常还有各种开销，眼看这光种地很难将生活维系下去了，蔡春兰就在刘福顺耳边吹枕边风，说人家去城里打工怎么怎么挣钱，那个谁在城里一年挣了多少钱什么的。
刘福顺思前想后，决定趁着自己还没有变成一把老骨头之前，出去“闯一闯”，可他毕竟四十几的人了，身体完全不能和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相比，再加上又没啥技术和体力，还有“文化人”的固执，不懂得和别人交往套近乎，换句话说，就是不懂得人情世故，所以，这事还是费了一点周折。最后，还是他老婆蔡春兰托人找关系才把这事解决了，跟着同乡一个沾亲带故的包工头朱广生去城里工地上了个“小工”，就这样，总算加入了浩浩荡荡的农民工大军当中。
所谓的“小工”是区别于“大工”，大工在工地上一般指瓦匠、水电工之类的带有一定技术活的人，小工嘛一般就是跟在大工后面，给大工拎拎水泥、递递砖块工具，基本都是重复的没有技术含量的体力活。小工干一天六十到八十块钱，大工一般是小工工资的一倍，有点比一倍还高些。
包工头朱广生九几年那会就开始和人进城打工，本质上说，他和他一起的那些人是当地的第一批农民工。在工地上干了多年的活，朱广生赚了一些钱、积累了点财富，他为人又比较活络，于是，后来就拉扯起来一只队伍，自己做包工头，承包建筑工程。房地产生意不错的时候，他也赚了不少的钱，算是当地先富裕起来的那些人，他先是在县城里买了新的商品房，后面又在城市里买了房。
朱广生在老乡们眼里是有头有脸、让人羡慕的有钱人，但是，你要是说他真的多有钱也不见得，干这行欠钱跑路是常有的事，以前他也经常拿不到工程款，每逢过年过节，他常常登门求爹爹告奶奶的，拜托这个、恳求那个，还要安抚自己队伍里的人。他文化有限，小学没毕业，颇有些小富即安的小农意识和思想，因此，别看这些年折腾过来折腾过去，始终也只能做一个在底层的小包工头，事业始终卡在瓶颈这不上不下，有时，为了节省人力资源，除了监督别人，他还会亲自上阵干活。
朱广生为人不算阔绰，自己没多少文化，也没太大能力，更没有什么雄心壮志，所以，这些年，他的队伍当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只有那么几个和他有点亲戚关系的人还留了下来，毕竟是本家人，朱广生一般还是不会亏待他们的，这些人也知道要靠朱广生这颗摇钱树，有事没事说点好话、送点土特产是常有的事。这种任人唯亲，或者说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模式，也从另外一个层面导致他的事业无法发展壮大，不过他倒是安于现状，认为维持目前的状况也还不算不错。
去年，儿子考上大学后，地里的庄稼收拾妥当了，刘福顺把家留给了蔡春兰，他跟着朱广生去城里打工去了。蔡春兰本来也想到工地上做个小工，可是，一来家里几亩地还要照顾，二来她一个妇女到工地上也不太方便。
“老刘，你最近是咋了？整天愁眉苦脸的，你说你这不高兴全写脸上了，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一天晚上从工地上回来吃完晚饭后，老孙向刘福顺问到。老孙全名叫孙常民，和刘福顺是老乡，两个人年纪差不多，也比较能聊的来，两个人在老家就比较熟识了，他比刘福顺早几年来城里打工，这几天看刘福顺总是闷闷不乐，好奇关心地问到。
工地上每天的工作是单调枯燥的，早上基本上天刚放亮就要起床，简单地吃个早餐后，去工地开始一天的忙碌，特别是夏天，中午时间太热，怕施工人员中暑，所以都会趁着早凉尽早上工。中午大家回来吃个饭，午休调整后，继续干活，这一干就要到天完全黑下来。晚上的时间比较自由的，这个时间也是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候：有人从二手市场淘个电视回来，收几个带着雪花的频道，三五工友围在一起看看电视，打发这无聊的时间；手机功能强大后，小年轻的喜欢回来躺在床上玩玩手机游戏；有些好堵一点的人，四五个人支个桌子打扑克或者打麻将，往往这个时候要里三层外三层，围着一群人看热闹；像刘福顺和老孙这样的很少，他们喜欢饭后散散步，这一天活干下来，很少还有人愿意多走几步，宁愿躺着也不愿意动；还有像刘福顺这样闲来没事喜欢看的，更是少之又少，要知道，来城里打工的多半念书不多没有多少文化的人，年轻人多数是不想读书才沦落到这种地步。要是赶上工期交付进度十分紧张的情况，大家自然不能清闲，晚上的工地也会灯火通明，机器声不断轰鸣着。节假日是很少的，没啥急事一般情况下包工头也不会让大家请假，每一天都是一笔开销，这些人多多少少都学会了精打细算，偶尔会放个假，有些人也会到城里转转，体验体验城里人的生活。
工地上的条件是相当地艰苦的，住的是简易的工棚，是那种用铁板临时搭建的两三层高的“房子”，感觉一阵大风就会吹倒，虽然这好像从来没发生过。这种房子往往只开了一扇门而没有窗户，所以夏天显得异常闷热，下雨天底层时不时会漏雨，而一层则变得湿答答的。楼上楼下的楼梯很窄，通常只容一个人通过，两个人上下走时要大幅度地侧着身体，有好几次，刘福顺都差点摔下来。工棚一般在工程施工开始时就建好了，施工结束后拆除，一间房子上下铺有住十几个人的，因为本来住宿资源就比较紧张，再加上女人很少，所以很少有单独供女人住宿的房子，经常出现的状况是男女混住在一起，女人只好用不透明的蚊帐遮住自己的隐私。刘福顺还见过一家三口来打工，住在一起的，孩子出生还不到周岁，小夫妻两为了生计只好出来打工，为了方便照顾这小孩，一家三口挤在一张床上，孩子要是晚上闹腾，整个房间的人都不得安生，不过大家都会对这种家庭新生怜悯，不会计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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