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四，三伏天的第一天。
这天是联军在石门水道大捷的第二天，再过两天就是节气大暑、联军的沐休日。联军发饷了！
参谋部不仅按时下发了一营、三营将士的津贴，连参战的百姓、支前的民夫参谋部都按统一标准发放津贴。
拿到圆片钱的九原百姓迷惑不解，联军这是想要哪样？
打了胜仗不赏赐大伙战利品，发几个圆片片有什么用？——草原上的规矩，打仗自带粮食兵刃没得说，但是打赢了仗战利品就是大家的报酬。
一营、三营的将士也很迷惑，九原没有隆兴长一众商铺，要圆片钱有什么用？
谜底很快就揭晓了。
参谋部把在石门水道缴获的一部分小战利品在石门前口子东障城摆了一地，一堆一推地标出价钱，看中哪样自己拿钱去换。
六月初五，联军抚恤烈士遗属和奖励有功将士。
这次参谋部下了血本，将大笔抚恤金送到烈士亲人手中。立功将士除了晋升功名，不同的功劳还可以得到不同数量的圆片钱做为奖励。
这天前口子东障城堆出来的战利品更加丰富，小到一副马辔头，大到一架马车，满满地塞满了整个障城，全部标出价格。
百姓明白了，原来联军是论功发放圆片，拿圆片自由兑换自己想要的战利品。百姓马上认为这样好，以往打仗往往因为私藏战利品和分配不公闹矛盾，分到手的战利品也往往不是自己想要的。现在按照功劳大小自己拿着圆片去换，公平还实惠。
这是孙一亲自策划的一箭双雕的好事。左手发出去大量的钱币，一转眼钱币又能回到右手，既建立了圆片钱的威信，又协调了分配战利品的矛盾。
六月初六，联军休息日，石门前口子西障城自发成了集市。
为了有别于东障城的参谋部战利品市场，百姓们称西障城自发集市为西市或民市，东障城的参谋部战利品市场为东市或官市。
东市价格都是参谋部那帮家伙拍脑门儿定的，许多战利品的价格比西市的价格低得多。而且参谋部放出话来，战利品在六月初六这天全甩卖出去，每半个时辰下调一次价格，手快有手慢无。
不少百姓早就看中了东市的战利品，可是手里没有圆片钱，或者圆片钱不够，于是他们带着自家的牛羊和产品来西市交易，希望可以换到一些圆片钱，然后去东市捡便宜货。
东市战利品每半个时辰下调一次价格颇为激动人心。
以马匹为例。联军缴获的马虽然是满洲国披甲兵的军马，但是在草原人看来就是普通牲口，不仅不够资格在军中服役，要是做战马的话更会让人笑掉大牙。所以参谋部决定，一匹不留全部处理掉。可是这些马岁齿不一，肥瘦不一，有的还带伤，根本无法统一定价。
孙一的损招是荷兰式拍卖。将一群马匹不管好赖统统圈入马厩，先定一个高价，然后每半个时辰降一次价，百姓在觉得价格合适的时候自己入马厩牵马。
每到调价的时候，百姓们瞪大眼睛守在马厩门口。只要参谋把画着新价格的牌子一亮，立刻冲入马厩抓住自己相中的马匹不撒手。那时候只要稍一犹豫，就可能落一个两手空空。
如此一来，百姓们一下子推高了圆片钱的价格。原本联军规定一个圆片钱可以换一斤秋后的小米，现在揣着圆片钱的将士在西市一个圆可以换到两三斤现粮。因为圆片钱供不应求，价格还在一路走高。
孙一暗暗叫苦。因为后世有经济学家指出，明朝的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朝廷没有银子，所以孙一苦心积虑推出圆片钱就是想日后作为法定货币使用。
后世的经济学家指出，明朝的法定货币是铜钱，但是朝廷铸造的铜钱质量不断下降，民间私铸假铜钱泛滥，最后导致无法分辨真假铜钱，所以大家逐渐地都不认铜钱，采用银块作为流通货币。连大明朝廷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发行的铜钱，税收统一用银子结算。
明朝前期因为美洲新发现的银矿，外贸银子源源不断地向中国输入，明朝经济欣欣向荣；但是明朝后期，美洲的银矿开采完了，银子进口减少，银子在国内处于紧缺状态。
这时银子大多数被控制在少数富人手里，银根紧缩导致他们宁可把银子铸成大疙瘩藏在地窖里静待升值也不愿意抛入市场流通，大明朝的银根就更加吃紧。
朝廷收税只认银子，农民缴税必须要用粮食兑换银子，这就导致天灾连连的西北农民只能用有限的粮食去兑换富人待价而沽的银子。朝廷虽然没有增加太多农民税赋，农民的实际负担却在连年不断增加，以至于民间称崇祯皇帝为“重征皇帝”，终于激起西北民变。
另一方面，由于银根紧缩，大明朝廷收不上来足够的银子应付庞大的军队开销，导致军饷发不出、军队士气低落，连农民军都打不过，形成恶性循环。
所以后世经济学家认为，短缺的货币不能适应明朝庞大经济体的流通规模，最终导致明朝灭亡。
孙一虽然不懂经济，不过既然后世地经济学家都这么说，他就不能再傻乎乎地采用银子当货币。那样做的话，不仅会使联邦百姓辛苦的成果白白地被大明朝的富人盘剥一道，而且最终联邦政府还会受制于大明朝的富人。
但是圆片钱第一天在九原流通就被炒高价格，孙一认为作为货币如此暴涨绝对不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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