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诺努力的工作，试图将更多的人员和物资送到北方去。但是北方军却并没有立刻得到充足的人员和补给，原因很简单，因为旺代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叛乱。
旺代是一个满是丘陵和森林的地区，是整个法国最为传统，最为落后，最为封闭的地区之一，那里的人的生活方式，甚至和几百年前都没有太大的差别。
然而封闭落后的旺代地区其实并不是王党的基地，那里的农民对于国王什么的也没有什么感情。这也很正常，正像东大吃国的农民，在《击壤歌》中唱的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所以，在旺代地区的农民看来，国王怎么样了，关他们什么事呢？
革命政府砍掉了一个叫做路易十六的家伙的脑袋，对于旺代的农民来说，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地里的庄稼还在长吗？还在长，那就没问题！至于贵族老爷们也倒了霉，旺代的农民同样不太关心。老爷们被挂了路灯，那关他们什么事？只要地里的庄稼……所以，君主立宪了，旺代很安定；国王被砍头了，旺代照样很安宁。
但是最近，旺代的农民同样渐渐感到如今的革命政府实在是有点问题了。
革命政府第一个让人讨厌的举措就是他们竟然要将那些教士们都赶走。革命之后，通过了《教士法》，规定教士必须向政府宣誓效忠，这导致了教会在法国的分裂。但是在旺代，那些没有向政府宣誓效忠的教士却照样开着他们的教堂，做着他们的法事，掌管着每一个贫苦农民升上天堂的钥匙，巴黎的法国政府呢，实际上也管不到这样的穷乡僻壤。所以《教士法》一时之间，对旺代的影响一样很有限。
但是在国王掉了脑袋之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因为很多拒不向政府宣誓效忠的教士，都成了各地叛乱的中坚。于是国民议会又通过了一条法令，宣布将所有的未向政府宣誓效忠的教士驱逐出境。
依照这条新的法令，所有的没有向政府宣誓效忠的教士，都必须在法令传到的规定时间内离开法国，任何逾期还停留在法国境内，又没有向政府宣誓效忠的教士，一旦被发现，就会被视为叛乱分子，并可以不经审判，直接处以死刑。
旺代地区的一些教士，在国王被处死后也发动了一些叛乱。这些叛乱一开始看起来和其他地区的叛乱也并没有什么不同。旺代的广大农民依旧保持着“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态度，并没有怎么参与进去。所以这些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
但接着的驱逐“无证”教士的行动，却在旺代农民那里造成了巨大的不满。因为在封闭的旺代地区，基本上就没有所谓的“有证”的教士。因此共和政府在旺代的行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场要将基督教从旺代清除出去的行动。
如果说教士们的叛乱并没有得到农民们的多少支持的话，共和政府对教士的驱逐行动，则激起了整个旺代地区的愤怒。
但如果仅仅只是这个问题，旺代的叛乱也许还不至于这样的严重。因为北方的危局，共和政府通过了由卡诺提出的，全国征兵的法令。并且派出特派员，前往各地督促征兵和征税。
因为生产方式的限制，一般来说，农业人口都是普遍的不愿意离开家乡的。旺代的农民同样如此。事实上，就连城市中的国民自卫军，都普遍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城市去其他地方作战，更何况是旺代的农民？再加上那些教士、贵族以及外国人一煽风点火，旺代的叛乱就迅速的扩大了。
革命政府调动了一些国民自卫军前去镇压，满以为就像过去一样，能够轻松地将那些农民的叛乱镇压下去。可没想到旺代如今的情况和过去完全不同。旺代的农民们在保卫自己的家乡方面，表现得非常勇敢，一点都不亚于那些义勇军。而他们的指挥者呢，却都是那些曾经在法国军队中担任中高级军官的贵族。
旺代靠海，在叛乱初起的时候，英国人就发现了，这是打击法国人的一个好机会，于是他们便在法国的流亡贵族中到处搜罗那些对共和国充满了痛恨，同时又有一定的军事经验的人，将他们集中到英国，加以组织，然后用军舰将他们送上旺代的海岸线，接着他们便在当地教会的人的引领下，分别前往不同的队伍，负责指挥。雨果最后的一部长篇《九三年》中的朗德纳克侯爵就是这样登上旺代的土地的。
因此，当革命政府的那些毫无战斗经验的无套裤汉将领，带着国民自卫军进入到旺代之后，他们所要面对的，其实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种总数虽多，但互相之间互不统属，不能配合的一盘散沙式的叛匪，而是一支有着和他们一样高昂的士气，以及更好的指挥，更好的配合，更多的士兵的真正的军队。
这样一来，战斗的结果自然是不言而喻。政府军被农民军打得一败涂地，整个的旺代地区都陷落了。而当时，法国国内的大部分军队都被调往北方，以对抗普奥联军，整个南方一片空虚。如果叛军趁机北上，共和国就要陷入到两面作战的危局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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