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二年七月初五日，当护国公还在京师和他的一妻二妾游乐宴饮时，远在千里之外的陕西布政司西安府府城内，却是一副凄凄惨惨戚戚风景。
一场席卷三秦的大乱即将发生。
西安城南北大街广济街东侧，屹立着一座重檐三滴水式、青砖白灰砌成的高楼。
这便是著名的鼓楼。
西安鼓楼始建于洪武十七年，如今屹立三秦，已将近两百年。
沿着柏木台阶，拾阶而上，但见屋檐四角飞翘，如鸟展翅，崇隆敞丽。
登上最高层举目远望，西安闹市风光、秦川景色皆历历在目，令人心旷神怡。
有明一代，鼓楼附近都是各部衙门集中的区域。
具体而言，鼓楼北是都察院，西北为巡按察院，西南为按察司，东南则是西安府，正东则是“布政司”。
所以，只要西安府乃至整个陕西官场有什么风吹草动，这座被各司衙门环绕的鼓楼，绝对是最先得到消息的地方。
西安府作为三秦首善之区，又是南来北往的要冲之地，城内商业繁华，丝毫不逊于邻省成都。
以鼓楼为中心，南北东西大街熙熙攘攘，沿街商铺叫卖之声不绝。
明代为巩固边防，在各地边地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经济政策。
在这些政策刺激下，富有地域特色的豪商巨富应运而生。
以永乐皇帝北伐为契机，大量军需物资在宣大、榆林、延绥等边囤积、流转。
陕商、晋商因此迅速崛起，明中以后，晋商更是将触角伸入庙堂，以攫取更大利益。
以晋商代表王崇古为例。
隆庆四年，俺答把汉那吉突然叛逃至宣府，时任宣大总督的王崇古以此为契机，开始与俺答谈判，史称“隆庆议和”，以贸易代替战争。
自此，晋商开始登上大明政治舞台。
王崇古亲眷中为大商人者便有三人，这三人都是晚明官场举足轻重人物。
其二姐为张四维之母，张四维之妻亦是蒲州商人之家。
张四维之二弟五弟妻室亦是蒲州人，王崇古与张四维之子女，又与蒲州商人出身的兵部尚书杨博、陕西商家出身的大学士马自强联姻。
这些复杂的联姻关联，共同构成了晋商的牢不可破的政治网络。
当然，与擅长走私贸易、关联大佬利益、各地王爷钱袋子、势力盘根错节的晋商相比，
骏马快刀英雄胆，干肉水囊老羊皮，尚气概先勇力忘死轻生的秦商，
无疑是人畜无害小白兔存在。
学者顾炎武指出：
关中多豪杰之士，其起家商贾为权力者，大抵崇孝义、尚节概、有古君子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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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关中平原暑气渐渐消散。
骤雨初歇，冰凉的雨滴落下鼓楼前门大街，敲打在数十万秦人脸颊上。
黄昏迫尽，古都暮雨，不由让人有了层淡淡秋意。
当然，比潇潇暮雨更惹人愁绪的是，自去冬以来西安府下辖六州三十一县风起云涌的民变。
山雨欲来风满楼，二十八日，各司衙门早早关了门。
平日相互之间不怎么待见的各司老爷们，今天却难得要凑到一起，乘轿前往巡抚衙门。
大家要去拜见那位被饥民戏称为“省城贤主人“的陕西巡抚胡廷宴。
去年春天蓝田县蝗灾、旱灾并发，百姓食草为生，酷吏仍旧征敛无度，最后竟然酿成民变。
而这位万历三十年进士出身的陕西巡抚，得知消息后，便坚持认为是蓝田县知县小题大做，将知县打了二十大板，然后闭关谢客，开始专心参禅打坐，同时研习王阳明心学。
当然，最关心的还是朝廷拨下来的救灾银。
从天启元年六月到天启二年七月，在刘招孙的监督下，户部共计拨发一百二十万两赈灾银和一万五千石粮食。
赈灾银在路上减少了二十万两，到西安府经过这位仰慕王阳明的胡老爷之手后，又减了六十万两，粮食更是漂没一半。
最后分到各县手中的银子不过区区四十万两，经过各县大老爷、二老爷以及县吏之手后，最终六州三十一县，每个州县分到灾民手中的银子只有五千两不到，粮食则一粒也没了。
毕竟灾年银子不值钱，粮食更值钱。
五千两银子买成粮食，折算下来，平均能给每位灾民熬三碗米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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