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拉克发现的直接原因以及他考虑这个问题的方法是调和两个成功的高级物理理论的需要，当时这两个理论已经有些不同步。到1928年，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诞生已有20多年，已经被很好地理解和完全地证实。（这里，描述引力的广义相对论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引力在原子尺度上非常微弱，可以忽略。）另一方面，尽管海森堡和薛定谔的新量子理论是个相当年轻的理论，它们已提供了对原子结构的深入了解，并且成功地解释了很多原先很难理解的现象。显然，他们抓住了原子中电子动力学的基本特征。困难在于，海森堡和薛定谔给出的方程不是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力学为基础，而是以牛顿的古老的力学作为出发点。对所有速度比光速小得多的系统，牛顿力学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近似，它包括了原子物理学和化学中的许多有趣的情况。然而，能用新量子理论处理的那些原子光谱的实验数据非常精确，以致对“海森堡-薛定谔预言”的微小偏离也能观测到。所以存在着强烈的“实用”动机去寻找一个基于相对论力学的、更精确的电子方程。不仅年轻的狄拉克，而且还有其他几位资深物理学家也在寻找这样的方程。
事后，我们能察觉到更多的既古老又基本的二重性在起作用，如：光相对于物质；连续相对于分立。这些二重性为实现对自然界统一描述的目标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在狄拉克和他的同代人试图调和的理论中，相对论是光和连续的产物，而量子理论是物质和分立的产物。在狄拉克的革命按其规律发展之后，在思路拓展的观念混合物，即我们称其为量子场论中，所有的二重性都被协调了。
光/物质和连续/分立这些二重性有着深刻的含义。最早的有感知力的原始人类就注意到了它们。古希腊人已经清晰地把它们表述了出来，并为此展开了辩论，但毫无结论。特别是，亚里士多德把火和土作为初始元素——光相对于物质。他反对原子论者，赞同充满基本物质的空间（“自然憎恶真空”）——维护连续，反对分立。
这些二重性并没有因经典物理的成功而消除；实际上，它们的矛盾更尖锐了。
牛顿的力学最适合描述刚体在空间中的运动。牛顿本人在很多地方猜测过这些二重性的哪一面可能占首要地位，而牛顿的追随者们则强调他的“坚硬的、有质量的、不可穿透的”原子是自然的基本组分。甚至用粒子作为光的模型。
19世纪初期，一个截然不同的光的图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基于这个图像，光是由波组成的。物理学家们都相信，应该存在一种连续的、充满空间的以太来承载这些波。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发现改进和强化了这个观点，将光等价于电磁场的作用，而电磁场本身就是充满空间的连续实体。
如同路德维格·玻尔兹曼所做的那样，麦克斯韦本人还成功地展示，如果气体是由许多很小的、分立的、明显分离开的原子组成，且这些原子可在除去原子之外的空虚的空间中运动，那么所观察到的气体的性质，包括很多令人惊奇的细节，都可以得到解释。此外，J.J.汤姆孙从实验上，亨德里克·洛仑兹从理论上，都证实了作为物质基本组元的电子的存在。看来电子是牛顿所欣赏的那种不可消灭的粒子。
这样在20世纪开始时，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特色的物理就不得不令人不舒服地共处了。麦克斯韦的电动力学是一个没提到质量的电磁场和光的连续理论。而牛顿的力学则是分立粒子的理论，它们唯一强制的性质是质量和电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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