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由于在德国的出色表现，秦兴旺回国后，再次获得了晋升，成为了少校。
再上海休整，准备从新编排之际，爸爸妈妈从北平来信，要他常去拜访问候爸爸的老师柳老先生，令人不解的是爸爸在信中含糊地说明，要他和老师的女儿蔓青搞好关系，这是什么意思呢？
说起爸爸和这位柳老师的关系，真不知用什么来形容。
秦家原是富裕人家，在农耕社会的中国，所谓富裕也只不过是家有余粮，有个几进的宅院，略有几亩薄地而已。但到了秦兴旺的祖父这一辈，只有他一个男儿，从小由于患上了“童子咳”，到处寻医访药，花光了家里的积蓄，田亩也荒废了。当时妇女们都裹着小脚的，不但走不了远路，更不可能下地干重活。家有万金，不如日进一斗，渐渐家境就贫穷了。大房换成了小房，但秦兴旺的祖父仍没忘了，教教秦兴旺的爸爸识千字文，背背百家姓、三字经什么的。因此，秦兴旺的父亲识的字，比那些上过私塾的孩子也差不了多少。
但到了清末民国初年，新学堂开始在各地建立了，看着家境稍好点的十来岁的孩子，都被这书包走进学校，不仅学习各门功课，还在一起唱歌游戏，做体操，而他自己只能提着一个竹篮和一个木制的扁方盒，在学校门口摆小摊，赚点钱，好贴补家用。
这时秦的祖父病仍未见好，秦父在家又是长子，这么小，如此瘦弱的肩膀就要担起全家的希望。
（二）.
柳先生原名柳寄音，出生在清末，祖籍上海浦东高桥，当时属松江县。祖孙三代都是读书人，柳先生本人是清末两江倒数第二科举人。
清末的腐朽昏暗，让稍有点知识的人大概都知道天下要变了。
从小在子乎者也声中长大的柳先生，却有满腹忧国忧民的情怀。他年纪轻轻就认为，天下的举人、秀才甚至于状元再多，那不过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莫过于让天下所有的穷人都接受教育，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这样国家才能强大。他不喜欢旧学，却喜欢新学。那一年应松江府府试，考中秀才后，又上了南洋公学，在上公学时，蔡元培先生正好是他们的老师。柳先生自认为一生最大的收获有两样，一是桃李满天下的成就感，二就是遇上了蔡先生。他常向别人叙述自己的新知识源于蔡先生的断喝和灌顶。
碍于祖辈、父辈的面子，他才参加了江南乡试。正好那年清廷不以八股为题，以策论天下之事为题，有一个试题是《如何收回治外法权？》，正合柳先生的心意，遂一挥而就，出了考场，一身轻松。放榜之时，喜见大名在三甲之列，中了举人。
在那个新旧更迭时期，柳先生的智慧同时获得了新学、旧学的双重认可，于旧学中得功名，在新学中获得新的知识。他人生道路上是如此的盘旋，是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
（三）
清朝末年的腐败，满汉矛盾的激化，让在外学习新学的柳先生放弃了得功名后，追求封官荫子的传统道路，转而追求向民众传达社会进步的声音。
1903年的一天，柳先生等一行来到家乡县里的新镇进行演讲，许多人慕名而来，听者如潮。
柳先生演讲道，父老兄弟们！吾们们的中华江山现在是前途危机啊！洋鬼子欺负我们，已经来瓜分中国了！而当朝的还是不闻不问，只想着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和钱财！大家不要在沉迷于享乐，什么赌钱、吸鸦片、妇女缠小脚，不能干活，这些都是些要亡国灭种的玩意啊！
柳先生的一席话，赢得台下一片喝彩。
当时正值上海“苏报案”发，清廷通令全国捉拿革命党人。柳先生等这等犯上作乱的言行，令柳先生家乡的知县大喜过望，以为有了邀功请赏的机会，即刻发出拘传票，将柳先生等演讲的一干人捉拿归案。像抓住江洋大盗一般，将柳先生等关入大牢，门窗外加钉栅栏，严禁亲属等探访。
衙门外还贴出告示，上写：不日抓到叛党若干，起获军火武器无数，云云。其实柳先生等充其量就是几个手无寸铁的书生。
演讲的组织者情急之中，想起民间流传的“官怕洋人”的格言，星夜赶往上海城里，请美国大牧师帮忙。
美国大牧师请一位精通中国官场一套的美国大律师拿办法。
美国大律师起先磨磨唧唧，后来拿到了柳先生家乡杨老板给的几百两银子，这才面授一技，原来就是中国人常用的“熬鹰”之计。
美国大牧师第二天一早就赶的县衙。知县一看来了洋人，不敢怠慢，马上接待。但一听说是要求放了柳先生等一干人，知县就支支吾吾起来。美国大牧师态度坚决，拖到中午，知县的大烟瘾发作，支持不住；又怕得罪洋人，弄成教案，自己不好收拾局面，只得被迫放人。
美国大牧师随即带着柳先生他们一行，穿过围观的人群，到了岸边上船，顺风扬帆而去。
也就在载着柳先生他们的船帆，消失在观看的民众的视线的时刻，清廷上级衙门的快马赶到了，送来了朝廷“斩立决”的上谕。吸足了鸦片的县令捶胸顿足，懊悔失去了一个升官发财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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