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乔山以前压根就没接触过经济学论文，他也没兴趣看那些东西。
论文是纯学术性的东西，其内在价值是为了研究内容。
写论文的目的是为了科研，而不是科普，因此就决定了文章中不能带感情色彩，而且论文必须有难度，还得有深度，否则就没有科研价值。
所以，在一般人眼里，经济学论文就是严谨枯燥的八股文，受众有限，自然也谈不到广泛传播。
陈乔山没看过正经的经济学论文，不正经的倒是看过一些，不过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歪理学说，真要是写出来，严教授估计得活活气死，也省得他有辱北大的门风。
即使陈乔山看过高水准的论文，他也不会做个文抄公给照搬过来。
纯学术的东西不是你想抄就能抄的，在严教授面前，或许简单的几个问题就得露馅，那纯粹是在找不自在，不过这完全难不倒陈乔山，他准备另辟蹊径。
陈乔山曾看过一篇论文，作者是北大的社会学博士，虽然是一篇社会学论文，不过研究的却是经济问题。
最关键的一点，这篇论文有极高的科研价值，却又不枯燥乏味，文中没有堆砌数据，也没有五花八门的经济模型，很接地气，不仅是一篇社会学论文，更是一篇深入浅出的经济学论文。
更奇葩的是，这篇博士论文的可读性极强，在发表以后，瞬间火爆网络，成了一篇国民论文。
陈乔山看过这篇文章，他也只看过这么一篇跟经济学有关系的高水准论文。
当然，社会学跟经济学是有区别的，而且它们还有过激烈的碰撞。
两者一共有过三次较量，而且一次比一次激烈。
第一回是“方法论之争”，社会学完败。
用社会学家的话来说，第一次较量，是有二百多年底蕴的经济学对尚未完全建立的社会学，进行的一次不公正的打压。
简单概括一下，就是经济学老大哥欺负社会学小弟，不能说明问题。
第二回合，经济学帝国主义诞生，社会学再次完败。
社会学家指责经济学有局限性，没有适当地处理经济行为得以发生的非经济条件问题。
例如，传统经济学观点认为，市场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因此市场的价格总是正确地反映实际价值，而在金融危机之后，这种观点已经被证明是不完整的。
第三回合，新经济社会学的建立，社会学直接被融合了。
面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社会学家批评经济学的“理性”假设是不靠谱的。
这跟席勒教授的“非理性繁荣”是一个意思，却比其早了近一百年，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部分社会学的内容被融合进了经济学。
社会学跟经济学相爱相杀，借用某党姓宏观经济学家的话，三次较量，都以社会学的失败而告终，争来争去，二者的界面都搞模糊了，一些经济学大师成了社会学宗师，经济学大有吞并社会学的迹象。
当然，这仅仅是个玩笑，两者是有区别的，经济学认为社会是个人的集合，而社会学家则认为，社会不是个体行为的汇总，两者存在明显的差异化。
陈乔山没有心思深究两者的区别，他知道，这不是自己该关注的事，他的目的很简单，照搬一篇高水准的论文而已，想吃猪肉又不一定非得学会喂猪。
回到宿舍，陈乔山拿出纸笔，龙飞凤舞地在稿纸上写下一个标题：《新化复印的产业链发展研究》。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