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心人的帮助运作下，孙邦良终于在十一月十五日，从红军学校政治科结业，正式调任红七军团军团参谋部担任参谋一职。
然而就在孙邦良准备启程之际，驻扎在闽省的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脱离国民政府，成立人民福建自治政府。
这事原本苏区中央局领导是支持的，甚至还与十九路军签订了互助协议，但由于共产国际左倾思想影响，苏区中央局总负责人波谷，以及军事顾问李德，最后却又公开撕毁了协议不说，还宣布十九路军事阶级敌人，属于打倒的军阀对象。
可以说这篇宣言，彻底的把十九路推到了对立面，把原本大好合作局面，拱手给放弃了。
闽省事变的电文传到蒋委员长手中的时候，他正在庐山陪夫人度假，当得知十九路军独立的消息，他惊得几乎六神无主，差点就乱了方寸。
然而当苏区中央局发表了对十九路军宣言时，蒋委员长自是欣喜若狂，连呼天佑。
连夜赶回南昌行营的蒋校长，在行营秘书长杨永泰，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办公室主任熊式辉，军事委员会厅长贺国光等人的谋划下，很快就部署好了征讨计划。
国民第二军军长蒋鼎文，担任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坐镇衢州，指挥五个精锐国军师，对闽北地区压进。
三十九军长刘和鼎，担任福建剿匪总指挥，对闽东地区压进。
张治中担任第四路军总指挥，督导三个师向闽中地区压进。
卫立煌担任第五路军总指挥，率领五个师主力，向金溪、邵武方向推进。
同时国民革命军空军总指挥毛邦初，坐镇指挥部，指挥空军协同作战，另外刚刚从武昌调往福建平叛的八十八师，奉命把蒋校长刚从德国进口的三十六门博福斯山炮，一路护送前往福建前线。
面对苏区中央局对十九路的袖手旁观，主席虽然痛心疾首，却也无可奈何。
直到孙邦良前往告别时，得知孙邦良即将赶往崇安的主席，不由眼前一亮的道：“邦良啊，闽省现在是多事之秋，但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此去闽省，切记不可硬干，咱们闷声发大财就行。”
“谨记主席教诲！”心领神会的孙邦良自是敬礼道。
十二月初，孙邦良秘密带着侦查连三排的战士，以红七军团扩军的名义，在前往广昌七军团的途中，秘密途径石城，宁化、将乐、顺昌，前往崇安准备与陈进所部会合，并宣布周副主席对贺声洋等人，暂时以潜伏人员身份安置的决定。
孙邦良离开瑞金之前，七军团的军团长寻淮洲，以及李天柱他已经率军前往红都瑞金的北大门广昌前沿阵地驻防了。
他大哥孙邦岩从红军学校的特科毕业，赶回了广昌继续开展工作，二哥孙邦浩，也伤愈归队，这次他伤愈后提升任了一级，被安排在七军团李天柱团担任营长。
崇安背靠武夷山脉，地形险要，全城多为山陵地带，东临富屯江，西接分水关，北临浦城、南下为建瓯，自古为入闽之咽喉。
有武夷山脉这座天然屏障，立足崇安，可谓是立于不败之地，眼下崇安城名义上依旧是国民政府统辖，但实际上这座八万人口的城池，已经成为了崇安游击纵队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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