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这一类房地产项目，人的问题当然永远都是最敏感的问题。
这两个准备拆迁的工厂原先有接近300多号职工，理论上就涉及300多个家庭，那么当工厂没有了以后，这些人如何安置？如何补偿？甚至如何安排再就业就是一件很大的事。
李华勇甚至认为这才是整个项目的核心问题，是所有可能遇到问题中最难的。和这个问题比起来，那什么古建筑保护问题，或者什么CBD和大卖场之争，那根本就不值一提。
这个问题为什么难？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凡是能用钱解决的那都不是问题，而像这样的安置问题？那恰恰就是那种不是只靠钱就能完全解决的事。
正是因为如此，当李华勇听朱鼎源提及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立马打起了精神，想从这个地头蛇口中听听“群众的呼声”，尽管在这之前，李华勇已经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可是听着听着，李华勇的表情却越来越怪异，等他完全听完朱鼎源介绍的情况，李华勇不禁失声：
“老朱你说啥？大伙对政府订的补偿款标准基本都没啥意见，反倒对那个以土地入股的方案议论很多，有很多反对的声音？这个这个......”
必须承认就在最开始那一下，李华勇确实没怎么想通。
作为一名穿越人士，李华勇当然知晓这个问题的厉害，因此他也就很早就想过补偿方案，在还没考虑做什么的时候就开始想这个问题。
李华勇想的办法当然也不算新鲜，拜房地产这个行业在国内的蓬勃发展所赠，后世有大把的经验可供李华勇借鉴。
在李华勇提交给政府的补偿方案中，最主要的核心内容是以下三点：第一，由政府核定一个最基本补偿标准，然后把这部分钱以现金形式发放到每个满足安置条件的职工手中。
第二，承诺等未来项目完成以后，优先安排那两个工厂原职工上岗就业。
第三，考虑到这两个工厂都是“大集体”性质，那么就采取“土地入股”的形式，让工厂原职工参与整个项目今后的分红。
这个方案第一点是应有之义，第二点也没什么稀奇，甚至在项目完成之前，这一点还只能算是空头支票。
在李华勇看来，整个补偿方案中，只有这第三点才是最重要的啊，说是整个方案最大亮点都不为过。
李华勇记得自己在给政府提交这个方案的时候，一边在写这条一边就在想：这两个工厂的职工真是好运气啊，成为传说中“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仅仅就这一条，这300号人当中就不知道要出多少个百万富翁.......
李华勇说的这个“改革开放最大受益者”当然不是乱说。某某农民，他原先是住在某城乡结合部或者是住在某“城中村”，后来因为城市扩张，这位农民变成市民了，在变为市民的同时，他也成为了一个百万富翁。
像这样的例子，在后世应该屡见不鲜毫不稀奇吧？尤其是像珠三角，长三角这样的富裕地区，像这样的“改革开放最大受益者”简直不要太多太多。
所以李华勇一直认为，在中国搞征地拆迁，那真是没有那么多苦主的，不仅没有多少苦主，反倒是这种带点“不劳而获”性质的受益者才是真正多数。
像这样一些人，那应该是羡慕都来不及，可后世的舆论倒好，一提到征地拆迁的纠纷，这些人立马就变成仇大恨深的苦主，这在逻辑上不是很奇怪吗？
当然喽，现在的李华勇可顾不得想这个奇怪的逻辑，他需要思考一个更奇怪的逻辑：自己这么好的方案，这些人怎么就有意见呢
？听老朱这意思，好像现在反对声音最大的就是这一条。
不过李华勇很快想明白了，大家之所以对这条有意见，不是这个条款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出现的时间不对啊。
要知道现在可是才1987年，房改政策刚刚出台，这个项目也只是个试点，之前国内还没出现过同类项目。
那么在大家都还没见过这种搞法的情况下，群众们有点疑虑太正常不过。
李华勇估摸着，可能在不少职工心目中，这一条也就和第二条的情况差不多，没准就是个画饼，甚至可能还不如第二条呢，因为第二条的话还可以找政府背书，但这个土地入股分红神马的政府就没法背书了，就算想背政府也不会背，这一切起决与项目做成之后的经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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