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队行进速度很快，不过旬日功夫就已经进了北直隶境内，随船队的千余卫士轮换着分置于大运河两岸，人马昼夜不歇，在方圆十里的范围内严加警戒，生怕镇虏侯在路上遭了歹人袭击。
此时，山东已经从流寇手中夺回来近一年，虽然路上依旧匪盗横行，但是敢于袭击官军所护持船队的仍属绝无仅有。实际上卫士营官所怕的并非盗匪流寇，实则是怕朝廷中某些别有用心之人趁着镇虏侯离开南京和三卫军大军保护的机会对他痛下杀手。
毕竟杨嗣昌已经在山东经营了将近一年，一省的官吏和驻军将领也都悉数从卢象升的旧部换成了他的亲信。众所周知的是，杨嗣昌向来记恨镇虏侯，并曾几次欲置之于死地，只是后来都没能得逞而已。
现如今杨嗣昌身携大胜流贼之功，行事愈发嚣张，就算公然派来大军于半路剿杀也不为奇怪。
在过了济南府以后，的确出现了一支不明身份的人马。这让千余卫士顿时紧张起来，卫士营官同时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一旦对方突施偷袭便要拼死力战，同时还要掩护镇虏侯登岸，在骑兵小队的护卫下突围返回江南。
李信听了营官的报告以后哈哈大笑起来，然后对那营官说：“不必担心，就算杨嗣昌有这个贼心，也没有贼胆，告诉将士们，尽管放心大胆的前进就是！”
看到镇虏侯如此笃定，那营官才心下稍安的告退，一路上果然没有人敢于偷袭他们，直到了高阳地界以后，那股暗暗监视的人马也消失不见了。
这并非李信料事如神，而是对杨嗣昌这种人的性格有着精准的判断。向杨嗣昌这种恃宠而专权，又能力平平的大臣，虽然在争权夺利，打击异己之时，会无所不用其极。但归根结底，还是要一块遮羞布的，也就是至少能有个说得通的罪名扣在对方脑袋上，然后在用朝廷的威权将其彻底打到。
像半路行劫暗杀这种事，他既不屑也不敢，毕竟这么做会出现许许多多的变数，万一失手那就是无可挽回的大错。所以，又何必急在这一时，不如将烫手的山芋留到京师中，让内阁皇帝来操这份心，他坐收渔人之利岂不更好？
事实上杨嗣昌果然也如此一般，派出去的人马也仅仅是监视之用，生怕李信在半路上反悔，再逃回江南区。若是李信半路上有一丝一毫打算调头南下的意思，那他将会派出重兵围追堵截，就算堵也得将李信堵到北京去，让皇帝处置这厮，就像当年杀袁崇焕一般。
眼见着李信人马过了山东地界后就弃船登岸，负责监视的主将的确紧张了好一阵，但很快他们便发现，原来李信弃船登岸是要护送前南直隶巡抚孙鉁的灵柩回高阳去。
杨嗣昌在得到了部下的禀报之后，一颗心这才放回肚子里，知道李信不会在返回江南，于是下令监视人马可以撤离，返回山东驻地。
李信过了德州以后便与张方严分道扬镳，张方严依旧乘船到京师去，而李信则改走陆路，护着孙鉁的灵柩赶往他的故乡，高阳。
进了北直隶地界以后，李信便已经能明显的感受到沿途之荒凉。马队沿着官道走了将近三百里，沿途村子也有十几个，但进去只好却发现里面早就空无一人。
到处都是劫掠过后剩下的一片狼藉，偶尔还能见到几根森森白骨，不知是人还是畜生的。真真是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
“镇虏侯，总这么走下去也不是个法子，路上一户人家都没有，想买些粮米都困难！”
他们这些人走水路的时候可以用大船来装载粮草，但是一旦到了陆地上，如果没有专门负责运送粮食的辅兵，仅靠随身携带的粮食至多也就能撑得七日。
李信最初的想法还很乐观，近千人马携带七日粮食已经足够了，余者不够的可从途径当地县城中或者富户手中购买。
不过，走出去三百里地之后，李信才发现他的想法与现实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沿途中甚至连经过的仅有的一座县城都已经在战乱中废弃，残垣断壁，了无人烟，几乎就是一座死城。
李信长叹一声，想不到距离大明京师越近，竟是这般的萧条荒芜，这似乎在另一面也预示着这个让他既爱且恨的大明已经不可避免的在一步步滑向毁灭的深渊。
“都坚持坚持，到了高阳再说！”
李信现在只怕连高阳都没了人，到那时他恐怕只能将孙鉁的灵柩运往北京，因为在北京他还有一个年满二十岁的儿子在户部为官。
不过从沿途所见之荒凉来推断，只怕高阳也难有什么人还在，毕竟从崇祯八年开始，满清东虏便频繁的叩关南下打草谷，除此之外还有到处流窜的张李刘流寇，经过这两支兵马的蹂躏之后，北直隶大地上的百姓还要面临可怕的瘟疫。试问，在这种绝境之下，能够坚持留下来的百姓还能剩下多少？
尤其是愈发靠近北京城的府县，哪些地方距离长城都太近了，只要鞑子叩关而入，便会首当其冲，是以百姓们几次逃难之后，干脆便一直客居异乡流浪，也好过回去以后被鞑子杀死，或者劫到关外去做奴隶，甚至死于饥荒瘟疫之中。
李信知道，这些逃离家乡的百姓们有很大一部分人，便被生计所迫加入了张李刘的流寇大军，然后又摇身一变成了烧杀抢掠的恶棍，将自己受过的一切苦难再施加于与他们同等遭遇的百姓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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