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我把《孝经》背熟了，皇上放我回家吗？”李榆怯生生地向手持戒尺的刘之纶问道。
“熟读《孝经》方知人臣之本，这是能讲价钱的吗？”刘之纶冷冷地答道，又指着李榆和那木儿的头说道：“还有你们的头发，绝不能再剃了，一定要蓄发，王保柱，你的辫子别梳了。”
“师傅，这不能怪我们，我们在草原上干活，那里风沙极大，水源也缺乏，蓄了发哪有功夫打理？”那木儿捂着自己光头上两根小辫叫起来，李榆也抱怨说自己留短发是因为没时间抓虱子。
“你叫什么！你的事还没完呢，子不语鬼力乱神，你三天两头跟着丁启明去南堂干什么？你想做不拜圣人、不拜祖宗的大胆狂徒？”刘之纶对那木儿厉声喝道。
“元诚兄，新生只是偶尔去南堂听了几次经，顺便到历馆帮徐大人做点事，也没做什么错事，休要怪他！”金声劝起刘之纶，其实那木儿去南堂多少是受他的影响。
“偶尔去也不行，西学之术固然有用，但西教尊天主而无天子，禁祭祀而废人伦，与我中学格格不入，我等圣学弟子当敬而远之，都怪你鼓动他们两个，幸亏汉民有听讲经就打瞌睡的毛病，他要是被西教带坏了，我们如何向皇上交代？”刘之纶责怪金声。
“陆子曰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西学与中学一脉相承，天主本是《诗经》所云上帝，西学之术也本源于墨子之学，皇上命徐光启大人开历馆修订我朝历法、编译西学典籍，正是为我中学拾漏补遗，元诚兄大谬矣！”金声立即反驳道。
刘之纶和金声吵成一团，反把李榆、那木儿扔一边不管了。
刘之纶和李凤翔在京营里对峙了差不多一个月，一直躲在家里装病的京营总督李守锜终于露面了，李凤翔趁机把关防大印一交，专心管自己的忠勇营去了，再也不趟京营的浑水。刘之纶逼走了李凤翔后也后悔了，李凤翔虽然是个太监，但也是做实事的人，李守锜却纯粹是个老纨绔，除了伙同一帮京营军官吃吃喝喝混日子，其他什么事都不干，而且别人干事他还要拆台，刘之纶终于明白京营已无可救药了，皇上这时趁机以他萎靡不振为由，收回了一直心疼的兵部右侍郎官职，把刘之纶由正三品的兵部侍郎降为正四品的右佥都御史，不过，刘之纶也没有怨言——他终于从京营那个烂摊子脱身了。
刘之纶闲下来才发现，李榆和那木儿趁着他与李凤翔缠斗，利用金声的宽容，逃了不少课，李榆把学过的忘得差不多了，而且和那木儿一起被丁启明鼓捣去南堂听经，李榆不改听讲经就打瞌睡的习惯，被西教教士客气地劝走了，那木儿却被激发出兴趣，金声不但不管，还向主持修订历书的徐光启推荐那木儿——这家伙跟李富贵学了一笔好楷书，到南堂附近的历馆，干起了抄书打杂的活，徐光启对这个干活认真的小伙子很满意，还有心把他留下当差。刘之纶意识到自己有可能白忙乎了，这些日子一直把李榆、那木儿抓在手中，逼着两人读书。
刘之纶与金声吵了一会也不吵了，金声轻声说道：“元诚兄，汉民粗通文墨、纯良朴实，这就够了，他是个武将不喜欢读书，新生以后也许能考中功名，现在学点西学的经世实用之道，将来也总会有用的，你又何必逼他们这么紧。”
“你说的我明白，但如今朝局千变万化，也许用不了多久朝廷就会把他们派出去，我是担心他们现在不读好书，以后会走错路啊！”
大明朝廷风云变幻，皇帝和朝臣之间、朝臣与朝臣之间明争暗斗已经停不下来了，年轻的皇帝即位之初，重用以韩爌、钱龙锡和李标三位大佬为首东林一系的文臣，毁《三朝要典》，清理冤屈诏狱，列钦定逆党二百六十余人，或处死、或谴戍、或削籍禁锢终身，将魏忠贤余党一举摧毁，但他很快发现大明的国势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还不如以前了，如今朝廷内忧外患，而这帮不干事却擅长清谈内斗的家伙在朝堂势力又太大，皇帝不得不打压他们了，赶走了韩爌、钱龙锡、李标三位阁臣，东林一系朝臣的势力似乎没有削弱，这帮人虽然干不成实事，但仗着在士林中的声望，死死抓住权柄不放，而且放出话来，他们才是正人君子，谁跟他们作对谁就是奸佞小人甚至阉党余孽，这也吓住了不少蠢蠢欲动打算抢班夺权的朝臣，比如周延儒，这个人才华出众以名士自居，在士林中颇有名望，弄脏自己羽毛的事绝不会做，于是他把礼部侍郎温体仁推荐出场了。
温体仁是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改庶吉士，浙江乌程人，资格老牌子硬，就是名声不太好，原因是此人太圆滑了，无论谁掌权他都一定捧场，但绝对不会上船，所以他的仕途平平稳稳，一路做到礼部侍郎，清流们对他的为人不屑，认为他节操有亏不配为君子，韩爌清查朝中逆党时，把不少过去与他关系不和，甚至于看着不顺眼的朝臣塞进阉党之列，却抓不住温体仁任何把柄，只好放他过关。
温体仁与周延儒是老搭档了，天启七年新皇即位时，曾以枚卜之法佥选内阁大臣，但朝臣却把皇上心仪的周延儒排除候选之外，周延儒当然心中不满，于是唆使温体仁出面弹劾排在枚卜之首的东林党大名士钱谦益受贿、结党，那次温体仁也真卖力，在朝堂上当着皇帝的面，和东林系朝臣唇枪舌战，把钱谦益多年前主持浙江会试时受贿作弊的老账都翻出来了，最终皇上将钱谦益赶回老家，不过从那以后温体仁的名声更不好了，清流们弹劾他的奏章不断，行贿受贿、暗结奸党、在杭州为魏忠贤修生祠、夺人家产甚至娶娼妓为妾这些事都被安在他的头上，幸好皇帝明察秋毫对此置之不理，温体仁为人圆滑、心胸狭隘，而且官瘾还特别大，但他不贪财是京师堂官中数得着的穷官，结党更是挨不到边，人都被他得罪光了，他能跟谁结党？皇帝对他还是满意的，周延儒的推荐很快得到诏准，温体仁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同时入阁的还有与温体仁交好的国子监祭酒吴宗达。
“此人很聪明，又肯实心做事，也许能帮朕一把。”皇帝这样想着，他现在最怕那些才华过人，自诩为清正，却办不来实务的文臣。
温体仁确实善解人意，他非常明白皇帝想做什么——袁崇焕一案已牵动整个朝局，东林一系的朝臣拼命为袁崇焕说好话，他们清楚袁崇焕一旦定案必是大罪，很可能是谋逆，袁崇焕背后又扯到推荐他的钱龙锡以及他的座师韩爌，袁崇焕本人的死活并不重要，但这两位大佬只要有一个卷进去，东林一系必定声名狼藉，这对于靠名声混饭吃的东林党就是灭顶之灾，而吃过东林党大亏的其他诸党朝臣当然也明白这点，死咬着袁崇焕这事不放，大明朝廷暗流涌动、党争再起。皇帝必须尽快结束这种局面，但他有些话还不好明说，当初他是何等信任这个人，可他竟然敢欺君罔上，擅杀一镇之帅，放任东虏顿兵京师城下，最可恶的是这个袁蛮子竟敢在召对时，公然胁迫朝廷与东虏和议，向朝臣们扬言“东人此来要做皇帝，已卜某日登基矣！”甚至还要求带兵入城，皇帝的反应就是大明又一次庚戌之变发生了，从那一刻起他实际就下了杀此人的心，皇帝迅速命司礼监太监沈良佐、内官监太监吕直提督京师九门及皇城们，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并提督京营，随后即抓捕袁崇焕下狱。
温体仁摸透了皇帝的心思，皇上不好出面做的事就由他做吧，温体仁一入阁，就找了一帮台谏官员中的无党派人士商议，其中也包括新任右佥都御史刘之纶，大家都认为必须尽快对袁崇焕议罪，结束目前混乱的朝局，但刘之纶又犯起书呆子脾气，坚持要查证属实才能弹劾，老资格的庶吉士温体仁把刘之纶骂了一顿，这种谋逆的事到哪查证？等你查清楚时，朝廷恐怕要斗得散架了。
最终山东道御史史范打了头阵，弹劾已经回乡的钱龙锡接受袁崇焕数万两私贿，并藏匿于亲友家中，皇帝要的就是有人开这个头，能否查证属实不重要——皇帝这些年也明白了，大明的官员只要不垮台就是清官，而一旦倒霉个个身上不干净，像钱龙锡、袁崇焕这种有势力的高官，不把他们批倒批臭连根铲除，休想查到脏银，接着兵部尚书梁廷栋趁机为自己裁撤东江酿成兵变辩护，袁崇焕向朝廷奏明杀毛文龙的理由之一是东江镇徒糜军饷而不建功，他以为东江镇的士兵手里都有钱，才下决心裁镇的，哪知道袁崇焕除了杀毛文龙时发了十万两安抚银子，其他时候就没给过人家钱，这家伙太坏了竟敢虚报冒领，欺骗朝廷贪墨银两不说，还误导了兵部的决策。而户部尚书毕自严也抱怨，户部拿不出太多银两输往宁远，折价了一些粮食送去，本来辽西粮价奇高，军民缺粮少食，这也是件好事，但宁远居然不给他面子，粮食不肯收，坚持向户部催要银两，其中肯定有贪墨之事。
大明皇帝这时表明了态度，命锦衣卫去松江抓捕钱龙锡解送京师，也不听群臣扯皮了，在平台的御前会议上，独断专行以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资盗、谋款斩帅、纵敌长驱等罪名，定袁崇焕磔刑，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流二千里，这件拖了八个月的案子总算尘埃落定，东林党有了谋逆的污点，朝中势力从此没落，成基命很自觉地提出辞官返乡，而温体仁则为皇上立了一大功。
处理完袁崇焕的逆案，朝廷似乎才回到正常状态，眼下最要紧的还是西北的局势，三边总督杨鹤到西北屁股还没坐稳，就遇到朝廷急诏西北五镇精锐入卫勤王，杨鹤手里无兵可用，根本无力弹压民变，好在他老人家官声不错，老百姓还比较信他，在他苦口婆心规劝下接受招安者为数不少，西北民变似乎有了压制住的希望，不过平静很快就打破了，杨鹤不但没兵而且没粮，受招安的流民没饭吃就四处抢劫，大户人家自然也会组织家丁、佃户反抗，周围的府县也不得不出手相助，结果双方又打成一团，杨鹤反而里外不是人，地方士绅怪他纵容匪盗，流民恨他言而无信，杨鹤欲哭无泪，一份接着一份请求朝廷赈济的奏疏发往京师。
西北的问题还没解决，山西又发来急奏，山西巡抚宋统殷弹劾杨鹤剿贼不力，而且还驱贼入晋，他在奏章中说，山西也遭大旱，流民数十万计，但山西教化有方，老百姓宁可饿死也不会给官府添麻烦，更不会造反了，可是自从有西北流贼过了黄河后，老百姓就开始不老实了，附贼者数不胜数，如此下去山西也将糜烂。宋统殷抱怨他的前任耿如杞把山西的家底败个精光，山西已无能战之将，也无可用之兵，他请求朝廷务必给他增派人马以守住黄河河防，而且他还希望把闲置在京师的靖虏副将李榆调到山西，以解山西无人能领兵平贼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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