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虽然是一代名将，听了儿子吴应熊的话，大为惊恐，道：“逆子，你为何口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言？袁督师虽被皇上错杀，但对大明是忠心不二的！不然他当年也不会身陷狱中还写信召回吾舅，给关宁军留下死守辽东的遗命。”
“父亲，你想过没有，为何现在朱明的军队不堪一击？为何老百姓没有活路？”吴应熊道。
吴三桂道：“这些年，天灾人祸不断，大水、大旱、大蝗、大乱，老百姓确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不仅是天灾人祸。”吴应熊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说：“朱明就要亡了，还亡于吃人的制度，亡于君臣满口的伪道德。现在的大明，确实是‘朱门酒肉臭，路有饿死骨‘！”
作为一名网络写手，吴应熊专门研究过明朝的历史，明末的伪君子多如牛毛，朝堂之上，多是亡国之臣。众所周知，明朝是由一个出身乞丐名叫朱元璋的人建立的王朝，因为上一个朝代元朝是蒙古人压迫汉人，有着深刻的民族问题，所以朱元璋建立王朝之始，就对全国民众摆出一副大恩人的姿态。为了让民众时刻认识到皇帝是如何的好，如何对全国人民恩重如山，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利用国家权力有意识有秩序、系统化的组织道德宣教活动皇帝，在朝廷强力推行下，每年正月十五、十月初一，大明帝国各个乡村都要举行“乡饮酒礼”，“申明朝廷之法，敦叙长幼之节”，歌颂大明皇帝对民众恩重如山，大家舍命尽忠也不能报答！朱元璋甚至规定，乡饮酒礼必须由知县亲自抓，当日知县必须率领全体公务员和民众代表，一起跪在地上接受“圣谕”，并齐声朗诵朝廷钦定的一大堆道德宣教文件，到了结尾的时候，还要全体人员一起郑重赌咒发誓，“若有二三其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
甚至，朱元璋连圣人都不放过——儒家亚圣孟子曾说过：“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朱元璋看到此文大怒，立即召见文臣，宣布即日起“罢免孟子配享孔庙”，更进一步，朱元璋下令将流传近两千年的《孟子》一书中他觉得不爽的词句全部删除，包括批评荒淫无道的商纣王的词句——因为，朱家人当皇帝，即使再荒淫无耻，臣下也没有资格批评……就这样，从谆谆教诲民众遵守教化到修改圣人言论符合皇帝的意志，大明帝国成了中国最讲道德的一个王朝，但是祸根也从此种下。
因为朱元璋是要求别人讲道德、对别人无比苛刻残忍，朱元璋对自己子孙的仁慈和关怀，到了超乎普通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在立国之初，为了确保子朱氏子孙们生活幸福，朱元璋绞尽了脑汁。开国不久，还没来得及大封功臣，他急不可待地把自己的所有儿子都封为亲王，规定皇族子孙不受普通法律约束，不归当地官府管制，公侯大臣见了他们都要“伏而拜谒”。
朱元璋给大明王朝的官员们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苛刻的工资标准，对儿孙们制定的俸禄标准却唯恐不厚：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万石，是最高官员的近七倍，还不包括大量的土地等其他各种赏赐。他还规定皇族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所有消费均由国家承担：十岁就开始领工资享受俸禄，结婚时国家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时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
而且，朱元璋之后的永乐皇帝作为藩王起兵造反成功，这种状况导致后来的皇帝致力弥补漏洞，一方面保证皇族们生活的穷奢极欲，另一方面则剥夺他们的行动自由，亲王们终生只能生活在王府里，如果没有皇帝的亲自许可，亲王连出城扫墓都不行……如此一来，除了皇帝一人之外，其他的朱氏子孙除了床上那点儿乐趣和物质上的拼命挥霍外，就没有其他追求。这就使得朱家的皇子皇孙像老鼠一样繁殖过快，皇族人口增长率是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十倍以上。晋一省，洪武年间只有一位晋王，到了嘉靖年间，有封爵的皇室后代已经增长到一千八百五十一位；洪武年间豫本来也只有一位周王，到了万历年间，已经有了五千多个皇族后代……到万历年间，不考虑女性后裔，朱元璋高级皇族后代已达八万多人；如果考虑到下层皇族，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经繁衍到近一百万人之多。
吴应熊知道，明朝后期各地爆发农民起义，除了各种人祸，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朱家的皇族子孙繁衍扩张太快，超过了民众能负担的极限，因为根据朱元璋的规定，每一个皇族人口的增加，都意味着周边民众负担的快速加重，明代中叶之后，全国人均土地不断下降，而同时皇族占有土地却迅速扩大。许多王府拥有的土地动辄万顷，许多地方一半左右的土地都归朱氏儿孙所有，以豫为例，全省的土地也居然有一半归各王府所有。
而且根据朱元璋的规定，朱家皇族们的俸禄都直接来自各地的财政收入，皇族人口数的几何式增长，意味着财政支出几十倍、上百倍增加。从明代中期开始，各省的长官都开始惊慌发现，他们全省的财政收入，已经不够供养居住在本省的皇族。比如，晋省地方财政收入为一百五十二万石，而王爷们每年消耗的俸禄是三百一十二万石；豫年财政收入为八十四万石，而需要供应给王爷的，是一百九十二万石。这些地方的农民没有活路，起义自然就很积极，李自成的大军一到，攻城略地势如破竹。
朱氏皇族通过土地和财政已经将各地民众榨取得几近赤贫，而皇族犹显不足，还他们与巨商相勾结进行行业垄断，如食盐专卖等地方上所有赚钱的行业，都被他们垄断，地方上最好的山林、土地、矿山，也全部被他们据为己有……比如皇帝赐给福王两万顷土地，仍然不够，不得不跑到湖广等去圈占最好的良田。
而且根据朱元璋的规定，所有皇族都享有司法特权，有罪时“罚而不刑”。有了这种特权，许多王府成为地方黑恶势力：隆庆二年，方山王府镇国中尉朱新垣“与群盗通，劫掠商货”；襄垣王府的辅国中尉、昌化王府的辅国中尉都“私出禁城为盗”，公然杀人劫财……至于强抢民女、草菅人命、随意虐待、杀戮奴仆和当地民众的行为数不胜数，辱骂、殴打地方官员也屡见不鲜……就这样，天天要别人讲道德的朱元璋，硬生生让自己的后代变成了大明社会道德水准最为低下的一个群体，连最基本的做人道德底线都没有。
吴应熊知道这样罕为认知的历史，他认为朱明亡国，不仅是天灾人祸，而且是假大空的道德亡国，社会矛盾，根本不是什么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而是朱门皇族与民众之间的矛盾，他对吴三桂说：“现在天下农民对于朱明的皇族痛恨无以复加，无论哪一支农民军，每到一地，只要攻克王府，大多屠戮朱家子孙，一点儿都不留活口，这就是报应！我们再跟着崇祯皇帝，没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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